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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八舌:柯慈論語言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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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7649206
約翰?馬克斯維爾?柯慈,瑪莉安娜?狄莫普洛斯
馬耀民
啟明出版
2025年11月05日
140.00  元
HK$ 119  






ISBN:9786267649206
  • 規格:平裝 / 144頁 / 12.8 x 18.8 x 1.03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 語言學習 > 英語 > 寫作/翻譯









    1.? ? 母語

    2.? ? 性別

    3.? ? 翻譯《波蘭人》

    4.? ? 單詞



    ?





    譯後記



      Speaking in Tongues是兩位學者兼有豐富實務經驗的譯者聚在一起討論一些當今翻譯研究領域中頗受關注的議題,包括語言政治、性別政治、翻譯文本的本質、翻譯倫理、可譯�不可譯等問題。就全書的內容看來,書名可能部分源自兩位討論人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不同語言意識:柯慈父母親的家族曾放棄母語(包括波蘭語、德語、荷蘭語)而接受英語,而狄莫普洛斯父母親的家族則曾放棄過歐陸西班牙語、希臘語而接受阿根廷西班牙語。這種經歷讓他們在談論翻譯的時候不僅能從微觀層面思考文法上性別標記、翻譯上的忠實、對等,以及翻譯倫理等問題,更能碰觸到翻譯出版業產業鏈的核心話題,包括語言的宰制與翻譯策略、行銷的關係,以及強勢語言如何確立出版業的潛規則。這些議題都是狄莫普洛斯把柯慈的《波蘭人》翻譯成西班牙語的過程中的實際經驗,使得看似老套的話題因有了具體的例證而讓讀者對相關議題的感受更強烈。



      我把書名譯成《七嘴八舌》,一方面體會到兩位對話人遊走於複雜的語言意識之間討論跨文化現象,而在討論過程中自己的處境有多反諷,有多無奈,另一方面是因為譯者多年來的翻譯教學、研究和實務經驗下,了解到「翻譯」本來就是一個「人多嘴雜」、「意見不一」的課題。早在有關翻譯的思維還沒形成之前,中文裡便有「以意逆志」、「得意忘形」、「傳神達意」等用語,來強調文字之外有另一片天地,直到晚清的嚴復提出「信達雅」的標準,是最具影響力的,成為討論翻譯的口頭禪,而聚焦在「信」的教條底下,再衍生出「形似�神似」不同層面的「信�忠實」、「化境」,以及「硬譯」、「死譯」和「順譯」、「活譯」的辯論。即使用語不一樣,但是對最終的「意」的追尋迎來了翻譯上「信」的不敗原則,也成為對譯者是否忠於原著的道德枷鎖。談論翻譯或進行翻譯時,論者或譯者總是有一套論述,然而只要「信」的原則不變,不同的用語或措辭都可以說是各說各話,沒什麼啟發性。



      其實「信」的原則在西方翻譯論述也曾經是主流,但是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開始「翻譯研究」漸漸成為翻譯論述的主流後,相關學者都有志一同地從新檢視「信」作為翻譯的最終目的是否成立(這個轉型當然是適逢二十世紀末的後現代、後結構、解構、後殖民、女性主義、語用學而產生的共伴效應)。他們提出「描述性的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以取代「規範性翻譯研究」(pr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前者視翻譯為「過程」或「成果」,透過「描述」的方式來揭露翻譯文本形成背後的語言或非語言因素,後者會先訂定翻譯該是如何如何的一套標準,譬如「信達雅」,再用這套標準來評斷翻譯的優劣。而「描述性翻譯研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迎來它的「文化轉向」,更明確地把翻譯文本視為文化產物,有其歷史性,而透過研究翻譯文本,可以彰顯一時一地的歷史文化面貌。



      這本對話錄的參與者便是在這個翻譯論述的脈絡下對翻譯的關鍵議題提出他們的看法,而他們的討論過程也帶進了相關的語言學理論、語言習得理論、女性主義翻譯論述、後殖民(包括源自巴西的「人吃人」或「同類相食」)翻譯論述,也花了不少篇幅介紹當紅的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所提出的「詮釋性翻譯」及「工具模式翻譯」,以及他對英美出版產業鏈的批判,名副其實地形成「七嘴八舌」的局面,讓對話內容既有對話人的個別立場,又有學術的權威性做後盾,觀念性的陳述又會適時附上具體例證,讓讀者能順利進入討論人的思考�論述軌跡。



      讀者可能認為本對話錄的結尾有點倉促,沒有一個類似總結的東西作結(而所謂「總結」,不就是把重點摘要說明一遍?),然而若讀者能細細體會名為「單詞」的第四章所要表達的內容,特別是結尾的部分,便可知道兩位與談人為翻譯提出了很好的「定論」,讓譯者或即將成為譯者的人,了解到翻譯上的所謂「忠實」、「信」、「對等」(equivalence)的討論(或堅持)其實沒有多大意義。我曾在一次演講,和無數次在學生面前用「女人的衣櫥裡總是缺少一件衣服」(此話並無仇女的意圖)來自嘲「譯者的字典裡總是缺少一個字」。而翻譯對我來說絕對不是件快樂的事,因為翻譯過程除了不斷處理語言結構與文化差異外,就是在找尋「對的字」的過程中不斷做出得失的盤算,而結果往往是差強人意。柯慈在討論快結束前,用了巴別塔(據說翻譯是後巴別塔時代的新興行業)和辭典兩個意象來解開我心中對「忠實」、「對等」、「可譯�不可譯」的糾結:



      巴別塔的教訓,是要讓我們知道所有的辭典,只要是巴別塔之後編撰而成的辭典,都是錯誤的。唯一正確的辭典是已經失落的那本,是在那褻瀆神明的巴別塔建造時就失去的辭典:那失落的語言是原初語言,上帝的語言。



      這本對話錄雖說是以對話的形式呈現,但是它的文字風格一點都不「口語」,反而是極為「學術」,句子結構也極其複雜,因此譯文無法做到流暢易讀這個翻譯文本市場的第一準則,請讀者忍耐。感謝本書編輯廖書逸先生的逐字校對,適度的為冗長的句子斷開,增加了可讀性,他高超的英語能力也幫我揪出好幾處誤譯的地方,免於印出來後等著出醜。感謝?明出版社的林聖修先生委託我翻譯這本對話錄,讓我在退休後不至於失業,還完成一本感覺有點影響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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