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1
有關保羅的研究一直都是新約學界的焦點之一。近半個世紀的討論，除了歷史考據必然的歷史觀點和信仰神學傳統，更引進了詮釋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後殖民主義，甚至政治哲學等角度。這許多學門不僅開拓認識保羅的殿堂，也因而對保羅所經歷和詮釋和演繹的信仰有更多且寬廣的洞見。如果用相對簡單的語言表達，那是對經文後的歷史背景有多些掌握，對經文內的敘事世界有所共鳴，更觸動經文前的我們，體會必須不被世界所塑造，反而被神不斷更新，察驗什麼是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2）。無論如何，詮釋經文就不僅是純粹客觀的操作和分析，而是人與道（經由保羅及其際遇起伏所呈現的信仰磷光）相遇，進而塑造讀者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漸次愈更瞥見那位信實的主宰。
然而，保羅是歷史的偶然，因為像他有類似的背景的法利賽人並不缺，使徒行傳第五章記載的迦瑪列就是一例，更不用說與耶穌同時期的希利爾（Hillel）和撒邁（Shammi），更早期的約塞之子約西（Jose Ben Joezer）和約翰拿之子約西（Jose Ben Johanan），隨後的約翰拿（Yohanna Ben Zakkai），阿基法（Rabbi Akiva）等。說保羅是歷史的偶然，除了上述的人物，也因為並非每一卷保羅的作品都被初代教會視為珍寶，遑論被收納為後來稱為「正典」的一部分（參林前五9，如果歌羅西是出自保羅手筆，那麼其中四章13-16節提及保羅所寫的老底嘉書，最後也沒有收入正典之內）。保羅是歷史的偶然，但成了肉身的道的確是藉著歷史的偶然進入歷史偶然的以色列人、彌賽亞群體，甚至今天的我們。也許，正因為歷史的偶然，信仰不致陷入諾斯底式的抽離，或只應許個人救贖的天堂入場券。也許承認歷史的偶然，才讓我得以認為歷史的現實和限制—哪怕是我們實在經歷的一切，既是實在，卻又不免限制的「看似沒有」（參林前七29-32）。我想保羅應該會說「阿們」的。
歷史的偶然就是受限的現實，這無從，也不必否認。道成了肉身，也不免被質疑「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嗎？」（約一46）。保羅作為為歷史的偶然， 也必然受限。是以，詮釋保羅的後繼者，沒有必要將之正面�負面地神化或妖魔化—如十九世紀的新約學者稱他為「基督教的創始人」（the Founder of Christianity），甚或背叛祖宗信仰，用外邦信仰理出前所未有的宗教的離（猶太）教者。即便是馬丁路德那歷史偶然的詮釋（因信稱義），也將保羅陷入只有他才知道�經歷何謂「恩典」的過度修辭，因而直接間接地成為後來「反猶」意識形態的基礎，沒有比羅馬書九至十一章更清楚保羅對自己信仰傳統的看重和保留。說歷史的偶然，保羅應該不僅同意，也是在他每卷書信裡的呈現真誠的掙扎。畢竟，連他自己也說「我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林前十三12）， 和「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腓三12），有誰可以將保羅的偶然定為絕對的判語或裁決？
以上的片言碎語，不外為黃厚基博士的新作鋪墊。
黃博士一直以來在詮釋學上多有研讀和寫作，更長期在教會以聖言與會眾一起成長，他個人的經歷和寫作，正是歷史偶然的說明。當然，筆者說的偶然，一如上文所說的，就是作為「瓦器」的我們，我相信正因為我們的認識和自知，才體會「寶貝??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7）。筆者也希望上面的零碎，能讓讀者更欣賞博士多年不懈的耕耘，更從歷史偶然中的保羅洞見我們，更體會那信實的主，在歷史偶然的瓦器中—無論是保羅還是我們，依然工作、不斷工作。
——孫寶玲牧師 台南浸信會恩慈堂顧問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