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龍與彩虹：人類最古老的故事

序

　　在與朋友、同事和熟人討論自己撰寫這本書的計劃時，我得到各式各樣的反應。有些人認為這只是個不應認真對待的玩笑，而另一些人則迫不及待本書出版。很少有人了解，或者今天仍不理解，促使我追溯龍之起源的路徑，並非直接是因為想解決這個問題，而是源於觀察世人看到別人手指彩虹時的反應。

　　時間始於1980年秋天，當時我是荷蘭萊頓大學的教授。根據荷蘭和印尼之間的雙邊協議，每年都會挑選五名印尼師範學院的教師前往荷蘭研習九個月，讓他們能在那裡專研語言學這廣泛學門中的某一分支，以提升他們的專業資格，然後再回到印尼擔任大學教師。選拔過程一開始面對的是個較大的教師團體，他們先在國內接受基本指導，然後接受審查，再選出五名能前往歐洲接受更深入培訓的幸運兒。

　　本人參與這些遴選過程的其中一項，被派到坐落在印尼西爪哇省山區、風景優美茶園中一個名為杜古（Tugu）的小社區。1980年9月30日至11月1日期間，我的任務是向大約三十名印尼教師講授歷史語言學的基礎知識（即語言隨時間變化的科學研究），而這些教師則來自這一廣袤而多樣之島國的各個地方。我的講座（以印尼語講授）每天約佔六個小時，中間有午餐時間，如果天氣情況允許，下午或傍晚還會舉行一場熱烈的羽毛球比賽。我在那裡前後待了一個月。有次午餐休息的時候，我們當中有人冒著細雨在戶外排隊等待供餐，突然有道燦爛的彩虹從山頂劃過了天際。我本能地向站在我前面的某人指了指彩虹。他以極有禮貌的態度告訴我，在他成長的地方（蘇門答臘某處），人們認為用食指指彩虹是不恰當的行為。我都還來不及問他理由為何，站在我後面那位來自印尼另一個相當偏遠地區的人說道：「什麼，你們那邊也信這個？」這兩人當時都表示，他們小時候曾聽人說，這種不合宜的行為將會讓那根冒犯彩虹的手指永久彎曲成彩虹的形狀。來自兩個彼此遠離之島嶼的神奇信仰竟然如此一致，我不確定自己當下是否驚訝得張大了嘴，但這一點吸引了我。這說法顯然不是實情，那麼為何人們會一致相信同一個有關彩虹的謬論呢？

　　我想辦法理解這件事，而一開始我先假設，這種主觀隨意的信仰起源於上文那些語言團體仍屬於單一社群的年代。畢竟，這正是我在有關語言變遷本質的課堂上所講授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每一個單一社群會分裂，然後分支的語言團體再以其自身的方式變化，而到數千年後，透過系統比較，後人依然可以推知這些親屬語言的共同起源。我把這件事情暫擱一邊，吃了午餐，接下去我在印尼的日子過得十分順利。

　

　　事情原本可以就此結束，然而這經歷卻留在了我的腦海裡。回荷蘭後，我開始研究一些語言彼此無關之民族群體的民族誌，尋找有關傳統部落對於彩虹之看法的一切資料。不久之後，令我震驚的結果來了。在極短時間內，我發現印度東部阿薩姆（Assam）那加山脈（Naga Hills）的部落竟有非常相似的信仰，而那些人與印尼的部落在語言上雖無關聯，卻與後者擁有相似的傳統文化。這代表我不能再自滿地相信，那不過是一個史前文化主觀隨意的發明，繼而傳給後代罷了。印尼大多數民族講的語言屬於龐大的南島語系，而那加山脈的語言則屬於包括各種漢語方言在內的漢藏語系。

　　在這點上，我別無選擇，只能假設：令那些歷史上彼此不相關的社會對於手指彩虹這事產生相似反應的，該源自人類目睹彩虹時心中所產生的「某某東西」。這是個小小的開始，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努力蒐集更多有關這種信仰的記錄，並開始稱其為「彩虹禁忌」（the Rainbow Taboo），而這些紀錄表明，此一禁忌是種普世信仰，在歐洲、非洲、東亞、東南亞、澳洲原住民、紐幾內亞以及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都有記錄。個別作者之前已認識到，彩虹禁忌存在於北美等小範圍地理區域中的多種文化中，但當初沒有人體悟到，它實際上是種普世文化，也就是說，某一相同之文化特徵，其分布如果單以共同歷史或借用現象為理由並無法解釋得通，因此也暗中指向某種普遍的心理動機。

　　彩虹禁忌的現象已有廣泛記錄（Blust 2021），但這裡的重點在於，此一信念的追求如何引導我走向龍的研究。為了盡可能多收集有關人們對彩虹這一觀念的資料，我擬好調查問卷，並將其寄送給在巴布亞紐幾內亞任教、或在幾個太平洋島嶼和非洲國家進行語言學或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同事，以及與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有聯繫之傳道工作站（missionary field stations）的負責人，外加世界各地的其他聖經翻譯團體，請求由實際下田野的工作人員完成填寫。這一套技術類似於美國人類學家路易斯．亨利．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十九世紀首創的、用以收集親屬關係體系資料的方法。這個辦法為我們提供了迄今為止有關彩虹民族學最豐富的資料來源，並且應該可以證明，即使在今天，摩根收集資料的方法對於某些類型之資料的蒐集仍然有用。

　　這些問卷不僅詢問了有關彩虹禁忌的相關事項，還旁及一般對彩虹的傳統觀念。實際上，這種收集資料的方法讓我能夠間接請教數百名土著居民，其中許多人依然保留自己傳統的萬物有靈信仰體系的大部分。從填寫好的問卷（大部分是在1981至1985年間取得的）以及其他作者已發表的資料中（其中一些實在很有幫助，然而其作者本人可能不曾察覺到），我很快就明確看出了結果：大多數傳統社會共享相似度高得驚人的彩虹信仰，並且幾乎與西方的相關概念在所有方面上都明顯不同。因此，在深入探究彩虹的民族學時，我不妨形象地形容自己被引入了龍穴，因為很快就幾乎不可能區分兩者了。

　　本書的第五章和第七章包含大量的數據和資料，因為這些都是有關龍和彩虹各自全球分布之特徵的基礎文獻。文獻記錄需要跨文化的廣泛抽樣，而這正符合大多數人類學家長期以來所體會到的：「儘管語言的確不能始終與文化認同和文化動態的現實一致，但仍在研究過程中做為一致和完整的基礎，讓我們選擇和安排所運用的基本單位（units）」（Lebar, Hickey and Musgrave 1964:v）。因此，本書中作為文獻記錄目的的樣本單位正是民族語言群體（共享相似文化和共同語言的族群）。問卷調查記載每一位報導人的姓名、所隸屬的語言群體、語系歸屬，以及在許多情況下，該語系的主要分支以及報導人居住的國家。北美語言的分類依據高達（Goddard 1996）的方法，對於大多數其他語言，我則遵從西蒙斯與芬尼格（Simons and Fennig 2018）的原則。由於紐幾內亞及周邊地區非南島語系語言的譜系分類尚未確定，更因為該地區許多語言的名稱不只一個，我在某些情況下不得不採用無法涵蓋所有細節或變異的標籤「巴布亞語系」，但還是應明確指出，該術語僅代表「非南島語系」。

　　但願我有機會感謝那兩位印尼教師，因為他們驚訝地發現自己共享彩虹禁忌的文化特徵，並將我推上了一趟長達近四十年的旅程，而這本書的面世便是這趟旅程的終點。然而，我早已忘記他們的名字和身份，但我仍然可以感謝很多其他的人。在「鳴謝」的部分中我列出了這些人的部分名單，對於自己可能不慎忽略的人，我要致上歉意。

　　這本書所呈現的許多傳統信仰體系，正因全球化和萬物有靈主義的告終而迅速消失。工業革命揭開序幕之後，促使雅各和威廉．格林（Jakob and Wilhelm Grimm）記錄歐洲的民間傳說，以防止它在口頭傳統中斷之前失傳。同樣，這本書旨在記錄世界大多數文化中彩虹的概念，而這些信仰在現代化和轉向世界宗教的過程中最終可能步向消亡，只留下龍這一反映先前信仰的神秘孑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