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貨幣、思想與歷史通論：中國經濟史的變局與抉擇

自序

倫敦泰晤士河畔談中國經濟史的變局與抉擇

　　初入門徑

　　我從事經濟史研究，始於師從宋敘五（一九三四－二○一六）教授。當時，我仍是香港樹仁學院（現樹仁大學）歷史系一年級生，跨系選修了宋教授在經濟系開設的「中國經濟史」課程，並旁聽了他的「西洋經濟史」與「比較經濟制度」兩門課。宋教授來港多年，口音依然濃厚，班上的同學大多不適應，但我卻沉迷於他縱橫古今中外的精彩講解。宋教授於一九四九年自北方避亂南下，是新亞書院經濟系的早期畢業生，後在香港大學取得碩士與博士學位，專攻清代學者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的「人口與經濟思想」及嘉慶年間（一七九六－一八二○）包世臣的「經濟思想」。一九七一年，宋教授獲得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資助，該學社成立於一九二八年，並於中文大學出版印行《西漢貨幣史初稿》出版後，該書因內容精湛而在臺灣被盜印，後於二○○一年易名為《西漢貨幣史》，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再版。一九八一年，宋教授應鍾期榮校長之邀，於樹仁學院經濟系任教，秉承古典經濟學派（Classical School of Economics）的學術思路，致力於經濟史的研究與教育。

　　我曾撰寫一篇學期作業，後投至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雜誌，刊出於該刊第八十一期（二○○四年二月），並轉載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總第三十七期（二○○五年四月）。該文即本書所收錄的〈評宋敘五〈西漢貨幣史〉〉，指出宋師著作的重要性：因其深度剖析了西漢貨幣問題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影響。本文認為此書有三大亮點：

　　一：清楚說明西漢貨幣政策多次變革所塑造的中國傳統貨幣思想獨特性。

　　二：以現代經濟理論解釋西漢的歷史發展，揭示中國歷史上的主流貨幣觀念正源於西漢。

　　三：闡明「反貨幣思想」的形成及其對中國歷史的深遠影響。

　　此外，宋師對經濟制度的深入探討亦極為可貴。他的論斷精闢，可準確描繪出西漢貨幣政策的演變，以及其對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深刻影響。宋師原本是新亞書院歷史系的學生，師從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和牟潤孫（一九○九－一九八八）兩位大師，但後來發現自己對經濟史更感興趣，於是轉到經濟系繼續深造。隨後，全漢昇（一九一二－二○○一）先生從臺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轉職至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宋師長年旁聽全先生的課，並受其影響頗深。後來，宋師成為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著名經濟學家張丕介（一九○五－一九七○）先生的助教。因此，宋師在經濟史研究中更多採用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但也未完全脫離傳統史學的進路。在史學界與經濟學界，他的研究方法都是一種「異數」。

　　我跟隨宋師學習，並在他的悉心指導下與他合著了《清朝乾嘉之後國勢衰頹的經濟原因》（宋敘五、趙善軒，香港：樹仁學院出版社，二○○四年五月）和〈包世臣的貨幣思想〉（宋敘五、趙善軒，新亞研究所：《新亞學報》卷廿三，二○○六年二月）。當時，我便深受他的古典經濟學分析方法影響，這種方法成為我研究的基礎。古典經濟學以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等人的自由市場理論為根基，強調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然而，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傳統方法多傾向於社會經濟結構分析或制度史視角，較少採用純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因此，宋師的研究方法，在當時學界顯得尤為獨特，這種方法也影響了我日後的學術取向。

　　《清朝乾嘉之後國勢衰頹的經濟原因》是我首部參與撰寫的學術著作。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曾介紹此書，稱：「宋敘五與趙善軒合著的《清朝乾嘉之後國勢衰頹的經濟原因》對乾嘉時期的中衰提出了新的看法，值得參考。」香港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兼前系主任呂元驄先生在序中指出：「本書的兩位作者嘗試從現代經濟學與人文地理學的角度解釋清代中葉以後國勢衰退的原因。傳統看法認為，清朝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間達到了鼎盛，但作者指出，經濟衰退已在社會中產生影響，人民的生活正逐漸陷入貧困。書中還對清代人口急增與社會貧窮的關係進行了重新分析，讀者定會耳目一新。雖然本書並未全面探討所有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因素，但其提出的論點仍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

　　恩師余炎光教授在序中也曾提到：「我個人一直認為，對歷史事件或人物的評論，應本著『世事無絕對』的觀念。如果只讚賞『康雍乾盛世』的興盛一面是不夠的，還應當看到背後的『陰暗』與『不足』。宋教授的這本書對此提供了重要啟示。宋教授是我在樹仁學院的同事，是中國經濟史的專家，我對他在清朝經濟史方面的研究一直敬仰有加。趙善軒是我的學生，同時也是宋教授的學生，他對這項研究的貢獻亦不容忽視。師徒二人能合力完成這一壯舉，實在可喜可賀。當然，本書並非完美無缺，仍有討論的空間，期待日後有更多的交流與探討。」

　　當年為了查閱原始檔案，我在廣州中山大學陳春聲教授的指引下，拿了他的推薦信，隻身前往北京故宮第一歷史檔案館，閱讀了清代刑部的宗卷資料，專注於工資糾紛的官司，從中了解了清中葉時期工資變動的情況。這段經歷讓我得以深入研究當時社會各階層的經濟狀況。隨後，我攜帶幾封恩師余炎光教授的推薦信，得到了尚明軒教授與錢遜教授（錢穆先生的兒子）的協助，得以前往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清華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數年後，我便補寫了〈康雍乾盛世的國民生活水平〉一文，該文於二○一一年三月刊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二十一世紀》雜誌。

　　我們的研究發現，在清代的這段盛世百年間，不論是旗人、官兵還是宮廷工匠，各行各業的工資都未隨通貨膨脹而增加，而米價卻一路上漲。換句話說，乾嘉時期受薪群體的購買力逐步下降，生活壓力加劇。這或許也是嘉道年間民怨沸騰、民變四起的原因之一。書中一個特別有趣的發現是，我們引用了人口學家卡斯特羅（Jose de Castro）在《飢餓地理》（Geopolitical Famine）中的觀點，指出當人類的食慾無法滿足時，性慾會成為替代，貧窮反而導致出生率上升。加上清朝前期的政治穩定使死亡率驟減，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清代人口的爆炸性增長。

　　這個研究不僅依託傳統的朝廷檔案、刑部宗卷（勞資糾紛的工資紀錄）等一手資料，也從微觀經濟視角重新審視所謂「盛世」背後的受薪階層現實處境。一方面，我結合通貨膨脹、工資停滯與人口增長等多項關鍵因素，將之與清代特定時期的政治穩定性進行串聯；另一方面，透過參考卡斯特羅有關「食慾—性慾替代」的跨學科理論，為清代民怨、高出生率與社會結構轉變之間的關聯，提供更具體的解釋。此種「自下而上」的材料比對與理論接軌方式，補足了傳統「康雍乾盛世」論述的不足，也使得我們更能理解近代中國社會在經濟、人口與社會動態間的複雜交織。

　　然而，這些經歷也使我第一次在投稿時遇到了挫折。經濟史研究往往傾向於使用考證和綜合方法，而非過於偏向分析的研究方法。我曾協助宋師撰寫並聯名發表〈包世臣的貨幣思想〉一文，討論十八世紀中期以後，大量白銀流入中國，導致物價上漲、銀貴糧賤的情況，進而對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產生了負面影響，甚至威脅到了政治穩定。包世臣作為地方官員的幕僚，提出了需要改革貨幣制度的主張，特別是行鈔的提議。他試圖用紙幣取代白銀作為貨幣，以解決當時的貨幣短缺問題。然而，由於他的行鈔主張缺乏兌現的保障，實踐起來面臨巨大困難。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等人反對紙幣的主要原因正是其缺乏兌現性，而唐朝與宋朝的紙幣之所以成功，正是因為其兌現機制健全，這也表明兌現性是紙幣成功的關鍵因素。

　　這篇文章最終未能順利發表，審稿人指出應該投稿至經濟學期刊，而非歷史學期刊，並對史料使用和參考文獻提出了多方批評。宋敘五教授所採用的古典經濟學分析方法，與當時已逐漸數理化的經濟學研究趨勢相背離，尤其是數據模型的缺乏，使得我們的文章難以符合經濟學期刊的要求。最終，我不得不妥協，按照審查意見刪減了論文中的分析部分，僅將部分分析內容保留在註腳中，而正文則依照傳統史學的表述方式進行修改。經過大幅度的修改，文章最終在《新亞學報》上發表，但內容已與初稿有很大不同。由於此文是與宋教授合撰，而宋教授已故多年，此次出版則以原文收錄，以作紀念。

　　在宋教授安息後，我為紀念恩師，編纂了《經濟史家宋敘五教授紀念論文集》（楊永漢、張偉保、趙善軒主編，臺北：萬卷樓，二○一八年八月）。該論文集整理了宋教授未發表的碩士論文章節，並邀請了多位學者撰稿，以報答多年的師恩。

　　碩士畢業

　　碩士畢業後，我逐漸體會到傳統史學與古典經濟學分析方法之間的矛盾。在新亞研究所攻讀碩士期間，我的指導老師是張偉保教授。與張師的初次見面是在樹仁學院圖書館，那時我仍是本科二年級生，曾在校刊上見過他的照片，便上前打招呼，表達自己對經濟史研究的興趣。張師隨手在紙上寫下幾本書籍和數位學者的名字，囑咐我深入學習。

　　張師早年畢業於新亞研究所，師從著名經濟史學家全漢昇，後來以明代江西役法為題完成碩士論文，之後轉攻近代工礦史，並以此撰寫博士論文，博士後階段專研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計劃。楊聯陞（一九一四－二○○三）曾贈詩給全漢昇：「妙年唐宋追中古，壯歲明清邁等倫。經濟史壇推祭酒，雄才碩學兩超群。」全先生曾擔任臺灣大學經濟系系主任，期間培育出趙岡（一九三一－二○一三）、王業鍵（一九三○－二○一四）等知名學者。但他大半生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晚年當選中研究院士，其研究仍以實證主義與史料考證為主，並影響了後來許多華人經濟史學者的學術取向。

　　在張師的指導下，我完成了新亞研究所史學組的碩士論文，題目為《上海機器織布局（一八七八－一八九三年）發展史研究》。張師屢次提醒我，史料乃學術研究之基石，這使我改變了以往寫作中的浮躁態度。最初，我曾計畫在文章中融入部分經濟學與管理學理論，因這畢竟是企業史的題目，本文認為適當的理論工具有助於更深入的分析。然而，為了確保論文能夠順利通過評審委員會，我選擇將重心放在史料分析之上。

　　〈鄭〉文最初投稿至臺灣的一本史學期刊，但遭退回。編審的主要理由是，我在文中指出鄭觀應（一八四二－一九二一）利用與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一）的密切關係，為上海機器織布局申請了長達十年的專利，這一政策限制了潛在市場競爭者的進入，進而延緩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然而，審稿專家認為此論點欠缺合理性，因為上海機器織布局屬於大型投資項目，若缺乏專利保護，投資者或因風險過高而卻步，因此專利制度的存在具有其經濟合理性。

　　後來，我將文章投稿至大陸期刊，並基本保留了原初的內容。值得注意的是，該期刊的審稿專家普遍持干預主義立場，認為史學論文不應以自由主義視角「非議古人」。但在我看來，這些討論並非以今度古，因為即使在晚清時期，已有不少人意識到專利保護可能帶來的弊端。例如，司馬遷（前一四五/一三五－前八十六年）在《史記》中早已指出，政府與民爭利往往導致經濟失衡。換言之，專利保護應當僅針對重大技術創新與高風險投資，而非像李鴻章所推動的官督商辦企業，利用政府影響力壟斷市場。回顧當時撰寫的〈鄭〉文，相較於同時期的研究，確實顯得論證不夠周全，部分觀點尚有待補充與修正。最終，這些研究成果後來均收錄於《經濟與政治之間：中國經濟史專題研究》（張偉保、趙善軒、羅志強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二○○九）。

　　二○一七年十月，招商局召開成立一百四十五周年國際研討會，我與張偉保老師受邀參加。會上，日本籍經濟史學者濱下武志先生亦在場，他的碩士論文早在三十多年前即已研究上海機器織布局，但彼時所能掌握的史料與今日相比已有極大差異。此外，已故的黎志剛教授（一九五五－二○二一）也出席了此次會議。他曾多次自澳洲昆士蘭大學致電鼓勵我繼續深入研究，我們也時常透過書信與電話暢談學術。

　　會議期間，我在深圳蛇口招商局總部宣讀了〈上海機器織布局與輪船招商局（一八七○－一八九○年）的尋租行為〉一文。文章詳細分析了這兩家企業的尋租行為，涵蓋了它們與政府的政治聯繫、政策支持下的市場壟斷優勢，以及如何在商業競爭中維持既得利益。此外，該文還探討了政府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角色，以及國家與商業資本如何透過相互博弈影響中國近代化的發展進程。這項研究進一步揭示了晚清中國，特別是在洋務運動（一八六○－一八九○年代）背景下，政治與經濟結構之間的複雜關係。

　　宣讀論文後，與會學者隨即展開熱烈討論。許多人回憶起自己年輕時初入學界的經歷，彼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一九七八年起），當時的學術研討會多聚焦於國有企業與官督商辦企業，研究重點在於揭示其弊端與汲取歷史教訓，以期為市場經濟轉型提供參考。然而，隨著中國國力的崛起，文化自信與制度自信的聲音日益高漲，學術界的風向亦隨之轉變。過去對國有企業的批判性研究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對其「歷史價值」的肯定與吹捧，彷彿所有歷史研究的目的，最終都應服務於當代的政治需求。由於我不願大篇幅修改此文，最終沒有被收入招商局的紀念文集一書。【編者注：官督商辦，即政府監督與資助，但由民間資本負責經營的企業模式，興起於洋務運動（一八六○－一八九○年代），典型案例包括輪船招商局（一八七二年創立）、上海機器織布局（一八七八年創立）等。此制度在維持一定市場活力的同時，也為官僚體系提供了尋租機會，成為晚清經濟結構中的一大爭議點。】

　　這一學術風向的轉變不禁讓我感慨，許多學者甘於順從權力，不顧學術誠信，甚至毫不猶豫地「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這樣的趨勢使得獨立批判性的研究愈發邊緣化，許多歷史問題的討論逐漸流於政治正確，而非真正的學術探究。我的研究則恰恰相反，試圖揭露晚清時期公權力對市場經濟的干預與侵害，強調公權力的本質是以權謀私，若無有效的制度約束，這種侵害只會變本加厲。我在論文中詳細剖析官督商辦制度的內在缺陷，並指出此模式雖能暫時促進工業化發展，卻同時滋生了尋租腐敗與市場壟斷，最終限制了中國自主經濟發展的空間。然而，在當前學術環境下，這類研究似乎顯得過於不合時宜，甚至與某些學界主流論述格格不入。

　　（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