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歷史學的作法

導讀

顏杏如（臺大歷史學副教授）

　　歷史是什麼？我們該如何寫歷史？這些問題，是所有有志於歷史學的學子們在求學、寫作過程中反覆面對的基本提問。這本書試圖正面回應這些問題，引領讀者理解歷史的性質，並思考作為一門學問的歷史學，其方法與實踐。

　　關於史學導論、史學方法、史學史相關的入門書籍，國內其實已有不少相關的著作與翻譯書籍可供參考。從經典之作卡爾（Edward H. Carr, 1892-1982）的《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杜維運的《史學方法論》，到王晴佳與古偉瀛合著的《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馬里厄斯（Richard A. Marius）與佩奇（Melvin E. Page）合著的《如何寫歷史》（A Short Guide to Writing about History），再到近年出版的《想想歷史》（Thinking About History）、《當代史學研究的趨勢、方法與實踐》等。從這些豐富的著作中，可以窺見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歷史學家不斷反思歷史學的本質；關於史學史和史學概論的寫作方式，也從時序上的思潮演變成類型式介紹，逐漸開展出更多元且創新的敘述模式。

　　不過，在這些著作中，有的旨在歷史本質的哲學性探問，有的聚焦於歷史學研究的方法實作，也有不少著作致力於歷史學的發展歷程與當代趨勢的呈現，而《歷史學的作法》則可謂三者兼備。本書對歷史學本質的探問、史料批判與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取徑的發展脈絡與現況，都有非常清楚的梳理。可以說是一本兼具史學導論、史學史與史學方法的著作，帶領讀者推開歷史學世界的門扉。

　　作者池上俊一現為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研究專長是歐洲中古史、文藝復興史。在撰寫本書時，他不僅展現深厚的歐洲史學養與宏觀視野，也廣泛參酌重要的歷史理論與史學史研究。儘管書中所舉多為歐美各國的歷史學著作，但也同時觀照日本史學的發展與特色。相對於目前國內關於史學概論的著作，多半以中國史或西洋史為主要對象，本書納入日本史學動向的討論與對話，對臺灣的讀者而言，亦具有參照與啟發的意義。

　　身處不同時代的歷史學家，在面對世界與進行歷史研究時，往往遭遇不同的挑戰，對於該如何理解歷史的本質、實踐歷史學，也衍生出不同的關心。《歷史學的作法》最初寫於2015-2016年，連載在日東京大學出版會的宣傳雜誌《UP》上，經大幅改寫後，2022年正式出版。池上認為，我們正處於一個全球化，卻同時也是排外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歷史學界亦面臨多重危機——「語言論的轉向」模糊了歷史和虛構之間的界線；社會科學的擴張使歷史學逐漸喪失其獨特的研究對象；全球史雖鬆動了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觀，卻也可能伴隨忽視實證研究等方法上的風險。面對這些挑戰，池上在書中一方面追溯近代史學的發展脈絡，一方面剖析近二、三十年來史學界的變化，並進一步明確地表達自身的觀點與立場，藉此回應當代史學面臨的困境，勾勒他所認為的歷史學應有的理想樣貌。這也是這本書撰寫之時，作者潛藏的關懷。

　　在同為史學概論的相關書籍中，2018年出版中譯本的《想想歷史》，美國學者莎拉•瑪札（Sarah Maza）從「誰的歷史」、「何處的歷史」、「什麼的歷史」展開，最後回到圍繞著史學性質的爭論與思考。2020年出版，由多位日本學者合著的《歷史學的思考法》（?史??思考法），則分成「從過去思考�思考過去」、「從地域思考」、「從社會、文化思考」、「從現在思考�思考現在」四部，探討圍繞著歷史學的各種課題。相較於這些新鮮的架構安排，池上在本書中的安排顯得相對「傳統」。在探問史學的本質與方法之後，依序從「計量史學」、「心態史」、「情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展開介紹與討論。在這看似循規蹈矩的書寫模式中，展現的其實是在時間中發展的歷史學領域與次領域，也透過這樣的方式，勾勒其發展歷程、研究取徑、當前的近況與走向，並針對各領域面臨的問題提出自身的看法。此外，相對於《想想歷史》、《歷史學的思考法》中強調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等鄰近學科對歷史學的影響，池上更著眼於歷史學對外部世界的回應，以及從內部自身的土壤中孕育出的革新力量。

　　基於認為歷史學應建立在長期變遷和累積的基礎上持續創新，池上在序章中明確地主張，未來應更進一步地發展「社會史」和「心態史」，因為「社會的連結和心態，正是歷史根源的骨架」。社會史追求「全面考察特定時代和區域的歷史」，以此理解「從社會底層推動歷史前進的人們」；而心態史則試圖描繪「精神世界及內心世界的發展軌跡」。在此論點上，作者進一步指出，歷史學的寫作應該以「整體史」為目標。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撰寫一種無所不包，涵蓋所有的歷史，而是「無論研究哪一個領域或主題，都必須意識到其與歷史整體之間的關聯性，並將之體現在研究及敘事中」。在作者看來，「社會史」和「心態史」最接近這樣的研究取徑。前者的核心關懷在於從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交織關係中，考察結構化的事實整體；後者則探究「感覺與思考方式」，其與社會、經濟、人為條件緊密結合。對不斷更新「社會史」、「心態史」的期待，以及對「整體史」的強調，貫串全書。

　　順帶一提，池上在本書之外，尚著有《動物裁判：西歐中世紀正義的宇宙》（動物裁判：西?中世•正義????）、《魔女與聖女：歐洲中世、近世的女人們》（魔女?聖女：?????中•近世?女??）、《歐洲中世紀的宗教運動》（?????中世?宗教運動）、《身體的中世紀》（身体?中世）、《歐洲中世的想像界》（?????中世?想像界）等豐富的學術著作。目前在臺灣翻譯出版的主要是為青少年撰寫的《歐洲不思議》套書，透過英國的君王、義大利的食物、德國的自然等象徵各國的事物，折射出制度、人民生活、文化及橫跨千年的歷史。《歷史學的作法》中所強調的社會史、心態史與整體史之間的連結，在池上的著作中展現無遺，亦是他長年來自身實踐歷史學的方式。

　　若回到讀者的角度來看，「整體史」的目標也是歷史研究者需時常掛在心上的提醒。對仍在學習階段的研究生而言，撰寫學位論文之際，經常遇到的苦惱之一便是，在時間與篇幅有限的情況下，無法處理規模過大的研究主題。那麼，一個看似微小的課題，如何展現其意義？此時，書中關於「整體史」的主張，成為重要的叮嚀——即便微觀的課題，亦應具備與整體歷史脈絡對話的視野。而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當代史學研究面臨日益「碎片化」的挑戰，池上以「整體史」為目標的呼籲，不僅指出學術實踐的方向，也揭示讓研究對象在更大的結構中獲得意義與位置，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

　　誠如作者在序章中所言，本書是寫給有志於從事「真正的」歷史學研究的學子。因此，作者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導讀者思考：應如何定位自己的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需具備何種視野？如何處理史料，並展開敘述？這些問題，對初入歷史學門的學子們而言，往往感到困惑甚至無所適從，而作者在書中對此深入淺出的解釋與說明，亦構成第一章到第三章的主要內容。

　　在第一章〈歷史的途徑〉中，池上用「途徑」一詞，取代可能帶有偏見或發展階段論意涵的「史觀」，意在強調，研究歷史需要擁有「從哪裡來」、「往哪裡去」的方向感。正是在這樣的方向感之下，才能透見整體的結構及其轉變，並在差異性中析辨事件與行為的意義和價值。這也是需要比較史、時代劃分的關鍵所在，亦與「整體史」的目標相連結。第二章聚焦從史料通向敘述的過程，討論歷史敘述應具備的條件與特徵，並提出為「誰」而寫的思考。面對「語言論的轉向」對歷史研究的衝擊，池上提出明確回應——史料文本源自歷史現實，必然與外部世界相連；而修辭是歷史學家接近現實的重要途徑。第三章則進入處理史料的基礎技術與輔助學科的應用，並特別著墨於「史料論的興起」——重視史料在傳抄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及其社會功能。藉此提醒讀者，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對話」，而史料的解讀關鍵在於其「生成的過程」。這三章的論述，都攸關我們如何理解歷史，在從事史學研究之際，應注意什麼事情；如何克服遭遇的問題；又該以什麼為目標去思考與實踐。

　　在第四章到第六章中，池上分別介紹計量史學、心態史與情感史，以及社會史。這些都是近代史學在發展之際，試圖跳脫傳統以政治與外交為核心敘述的一連串嘗試，也呼應序章中發展「社會史」與「心態史」的主張。圍繞著各領域的發展脈絡與研究取徑，鋪展出具代表性、啟發性的作品，以此揭示研究的方法、可能性，及其帶來的突破與意義。池上也關注這些領域在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具體實踐與特殊性，梳理其變遷過程與當前的研究趨勢，使讀者得以掌握其多元的樣貌。

　　在這些章節的安排與內容中，可以看到池上深受法國年鑑學派的影響。然而，這並不意味他對過往的研究成果照單全收，相反地，文中處處可見他對相關方法所衍生的問題進行反思，並提出未來應前進的方向與可能的取徑。

　　具體而言，他指出計量史學為回應經濟危機而興起，但在運用史料的過程中，有將史料均質化、排除個別特徵等問題，且這樣的研究方法無法觸及原因及意義，這也使得人們重新意識到敘事的重要性。儘管計量史學一度式微，歷史學的中心課題也已由「敘事」轉向「問題」取向，但計量史學至今仍是重要的工具，其方法也能運用到社會史、心態史、文化史等領域。作者提醒我們，正如「史料論」所強調的，運用計量史學同樣需要進行史料批判，並應具備整體觀與歷史意識。

　　至於心態史，則面臨概念模糊，缺乏明確方法論等問題。在部分作品中，亦未能有效捕捉動態變化及其與社會的關係。對此，池上重申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的洞見——「社會的客觀結構和個人的主觀經驗相互關聯」，唯有關注兩者間的互相作用，心態史才有可能重新煥發光彩。後續代之而起的「想像界」、「表象」、「情感史」等研究，都更加注重集體意象如何在歷史變遷中形成、嵌入特定的價值體系，或將意象放置到更具體的結構中。

　　池上稱社會史為「不斷突破界限的運動」，其起始點是超越以國家、政治為核心的敘事框架，轉而關注地理、經濟和物質條件等面向；1970年代以後，社會史研究更反思主權國家和民族，關注歷史基底存在的人類。不過，池上也提醒，若社會史僅止於「挑戰」、突破界限，最終也可能會淪為碎片化。因此，他主張仍應存在著一些基本、共享的方法論框架——包含歷史人類學對緩慢變化的心態之重視、從深層來理解歷史；微觀史深入理解信仰和價值觀體系、表象與社會歸屬、社會網絡之間的關係等。

　　作者史學史式地回顧計量史學、心態史、社會史的發展歷程與代表性成果，以及反思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問題點，潛藏在背後的關懷是，如何打通通往「整體史」的途徑，而不陷於瑣碎或片斷的研究。這也是作者反覆強調的立場——無論研究主題多細微，都應將其和時代、社會整體結構聯繫起來。

　　隨著社會史的誕生，歷史學的研究對象也日益擴展。作者在第七章中探討民眾史、女性史、兒童史與日常生活史等，注意到普通民眾與生活各層面的歷史。對「民眾文化」的關注，也促使歷史學家從「古典的文化史」邁向「新文化史」。第八章中，池上帶領讀者思考「文化史的課題」，並試圖理解「文化史」和「社會史」之間那條模糊又彼此交纏的界線。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與自然災害的危機，歷史學家也開始超越傳統歷史學的疆界，在更大的空間尺度上，聚焦自然以及「無人的歷史」。第九章〈作為基礎的自然和身體〉，池上將視線望向環境史、災害史、與人類身體最接近的自然（身體）所構成的身體史，以及以利用自然製作的「物品」為對象的物質文明史。這些研究主題，往往也與文化史、心態史、社會史等結合，呈現多元交匯的樣貌。

　　第十章則回到曾長期被視為正統，但自20世紀以來飽受批評的政治史，探討其革新的方向與取徑。透過對儀式與象徵的討論，政治史與制度史也成為「新文化史」的潮流之一。在這樣的革新之下，新政治史不再只是對表層事件簡單的描述，而是能與社會結構結合的研究取徑。研究對象也不再局限於大人物和菁英，而是也關注大眾。正如作者指出，唯有重構政治史的視野，才能為被忽略的人群開拓在歷史中應有的位置。

　　在這些章節安排下，池上帶領讀者站在現時點，回望近代史學發展的來時路，觀察其演進中的脈動，並在既有方法上思索推進與更新的可能性。他所重視的心態史與社會史，從它發展起來的時間點來看，或許已不算新穎，甚至帶有幾分「古典」的氣息，然而作者始終秉持年鑑學派的核心精神，在踏實中求創新，在延續中開拓視野。這種深植歷史土壤的思維方式，也是我們面對當代種種危機時，得以站穩腳步的基礎。

　　最後，對於近年發展的「全球史」、「大歷史」、「數位史學」等新興潮流，池上抱持一份謹慎的懷疑。這並非對新方法或新視野的全盤否定，而是一種提醒——這些研究方法能拓寬我們的視野與理解方式，卻不應被視為歷史研究的目的。池上認為，它們應是作為深化歷史思考的輔助工具或視角，而非取代歷史學核心問題——人類及其心靈世界的追問。儘管作者的批判或主張可能會引發不同意見，但這正是學術討論之所以必要之處。唯有在持續的辯證與對話中，學科才能繼續成長、前進，並在變動的世界中尋得自身的位置。

　　在序章與終章中，作者不斷回到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為何要學習歷史？在充滿危機的當代，歷史學的「實用性」經常遭到質疑。然而，學習歷史的意義並非當下的功利用途，而是從過去看見今日我們的行為與看法的相對性。這樣的視野，使我們能更深刻地反思自身，更寬容地理解他者，也更敏銳地意識到其他可能性的存在。換言之，歷史是我們理解現狀的路徑，也是走向更好未來的橋梁，它讓我們不再被單一視角所囿，而是在多重維度中思索人類經驗的深廣與未竟。

　　作為讀者的我們，儘管擁有不同的國籍與世代的差異，卻無時差地共享此刻的世界，面對相似的危機與問題。作者提出的回應、主張與想法，不只是一種指南，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共同深思、對話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