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每個人都必須理解：為了我們的生存，毀滅我們所有敵人的全球戰爭動員已經迫在眉睫。戰爭是我們民族的理念。我們唯一的任務，領袖們唯一的使命，就是向所有俄羅斯人民解釋，使他們信服，這就是我們英雄史詩般的未來。
──俄羅斯作家、頓巴斯志願戰士，札哈爾．普里列平（Zakhar Prilepin），二○一四年四月
「你會很高興見面的。」 我的老朋友簡尼亞（Zhenia）在電話那頭的聲調平淡中帶有謹慎。那是二○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在烏克蘭的戰爭已經持續一個多月。「你單純只是想見面開心一下，還是來試圖告訴我，為什麼我錯了？」
「或許你能夠告訴我錯在哪裡？這也是我們可以相見的理由，我現在在莫斯科。」
電話中頓時沉寂無聲。
「或許改天吧，」 他最終答覆說。「馬上見你，不是個好主意。」
簡尼亞曾經是個叛逆者。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他幹過工人和保安警衛，也擔任過民兵組織OMON員警部門的官員，在車臣（Chechnya）打過仗。他曾任職於俄羅斯反對派主辦的獨立報紙《新報》（Novaya Gazeta），負責編輯下諾夫哥羅德州（Nizhny Novgorod）區域版面，也曾是革命的「民族布爾什維克黨」（National Bolshevik Party）領導成員。但是當我在法國聖馬洛（Saint-Malo）的一個文學節日活動中與他相識時，簡尼亞已經啟用了新筆名──札哈爾．普里列平（Zakhar Prilepin）──也已成為俄羅斯最偉大、最具爭議性的作家之一。簡尼亞留著光頭、身體強壯，具有威脅性的外觀神態，這導致他捲入了與聖馬洛城區防暴警察的衝突之中。我幫助他擺脫了困境，這成為了我們往來經歷的開端。
札哈爾．普里列平機智敏銳，平時喜好閱讀，行事無所畏懼。他也狂熱信奉自己的理想──這包括了對自己國家神聖偉大的激進信仰，以及對現任俄羅斯領導階層貪贓枉法的極度蔑視。在二○○七年於克里姆林宮召開的作家論壇上，他坐在弗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對面，無所畏懼地質詢總統，有關反對腐敗和竊盜的履職責任。二○一四年二月，在克里米亞（Crimea）被肢解之後，克里姆林宮的意識形態開啟了圍繞俄羅斯民族軸心的政治運作，普丁和普里列平發現，他們各自具備了不曾預見的共識：是時候由俄羅斯人拿起武器來公開抗拒自己的敵人了。此後不久，普里列平訪問了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脫烏反叛共和國，成了叛軍營級部隊的副指揮官。在二○二○年，他仿效自己敬仰的英雄──激進主義作家、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創始人愛德華．利莫諾夫（Eduard Limonov）──組建了自己的政黨。這個黨的願景就是：建設強大和戰鬥性充沛的俄羅斯，透過戰爭，來實現自己清洗墮落世界的目標。
儘管普里列平的觀點邪惡、荒謬，無疑也是危險的，但這些卻被他本人誠摯地信奉。不像在俄羅斯權貴階層的許多浮誇愛國者，對自己聲稱熱愛的國家只會巧取豪奪，普里列平實際上冒著生命危險，來踐行自己的信念。他曾經是我的朋友，但現在已成為某種意義上誠實的敵人。
我以普里列平開始我要講述的故事，源於兩個理由。一是我有興趣知道他下一步的作為。現今，克里姆林宮正騎在由正統東正教（Orthodox）所激發的極端民族主義的老虎背上，直到相當近的時期內，這個思潮還只是藏匿於俄羅斯政治的狂妄表象之後。無論由於戰場上的軍事失敗，還是源自對俄羅斯權貴階層或國家安全強勢部門掌控的喪失，如果普丁搖搖欲墜，將會發生什麼情況？如果這種局面出現，普里列平關於自己國家具有新斯巴達叛逆性，無法緩和矛盾，國家武裝化和在崇高正義旗幟下燃放生機的理念，將對俄羅斯可能的未來前景之一，開啟令人恐怖的窺視之窗。
我談及普里列平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對我會面邀請的回絕。我始終無法找到他這麼做的理由。可能他神經過敏，害怕在與某些疑是西方間諜人員談話時被抓；也可能他認為，我已經成為一個西方間諜。還可能他假設，我已經被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的人員跟蹤；可能他想像自己也被盯梢。或者他可能害怕，從我這裡聽到發生事件的不同真實版本，這將動搖他對自己的理念，即俄羅斯東正教戰神正在與烏克蘭納粹分子浴血奮戰（誠然不可能存在的現實），所具有的堅信之心。
無論他有什麼理由，普里列平顯然是中了當時俄羅斯遍地彌漫的狂熱魔咒，這種狂熱被我大多數的莫斯科朋友、同事、聯絡人所分享。在戰爭爆發的數天裡，病態的狂妄覆蓋了首都之城，就像每個夏天都彌漫在那裡的泥炭沼火災之煙幕那樣，來勢迅猛且令人窒息。也像煙塵一般，這種精神狂熱病揮之不去的惡臭，同樣遮天蔽日，使人無法逃避。
我在駐留和調離之間，總共花費了二十七年時間在俄羅斯採訪報導。首先，作為都市和焦點事務的報導記者，為《莫斯科時報》（The Moscow Times）工作，然後成為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駐莫斯科的記者，並兼任其莫斯科辦事處的主任。在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可能總共只有六人，因為我是外國人，或者由於他們害怕政府對此類事件的反應，拒絕過與我交談。
然而在俄羅斯開始入侵烏克蘭之後──或者更確切來說，在俄羅斯國家杜馬（State Duma）於二○二二年三月初頒布了法令，對「傳播有關俄羅斯軍事行動虛假資訊」的人員，可處以最高達十五年監禁的懲罰之後，局勢發生了急遽變化。之後不久，杜馬又重新定義了已經存在的有關「外國代理人」法規，不僅包括實際接受國外資助的俄羅斯個人和組織，也包含那些受到「外國影響」的人士，全都在監管之列。每周更新的「外國代理人」名冊由官方發布，很快就幾乎包括了每個非克里姆林宮認可的記者、電台播音人、部落客和自由媒體分析家。
令我震驚的是，當我在開戰初期開始預報本書的寫作計畫時，我已經認識多年、甚至幾十年的朋友和聯絡人告訴我，他們不能冒險在公共場合會面，或在講話時被錄音；甚至挺克里姆林宮的現任或退休官員，以及重量級愛國媒體和政治人物，都謹小慎微到了荒謬可笑的地步。許多消息來源拒絕與我在公共場合見面，因為他們在與外國記者交談時會被認出；許多最具揭密性的談話發生在餐桌上、度假別墅裡，或是依照傳統的蘇維埃Soviet style方式──在共同朋友的廚房內，而那些熱心安排這種私人聚會的主人，也經常不事先告訴訪客：我，一個危險的外國人，將會在場。
本書引用的許多資訊來源，必須保持匿名──在某些案例中，是為了保護他們的身分，其他則因為引述的評論來自無紀錄在案的社交場合，或者屬於機密交流。作為讀者，必須信任涉及的任何資訊，這難免令人沮喪，對於必須核實消息的記者來說，也有著同樣的懊惱。但這就是本書報告中，從二○二二年三月至二○二三年三月，在莫斯科和基輔（Kyiv），所面對的氛圍。最令我驚訝──同時也警醒的──是俄羅斯社會關閉得如此迅速。在普丁二○二二年入侵之前，在俄羅斯的政治生態體系中，尚具有政治反對派和言論自由的生存空間，儘管空間狹小，但還是被一系列不言自明的規則所確認，這些規矩被當局所遵守，要比被其破壞更為常見。私下裡的反克里姆林宮政見，甚至在公眾場合或社交媒體上宣洩時，也從未被明令禁言，在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之前，在家庭電話上安裝隔音護罩的故事，曾經是來自蘇維埃時代Soviet days的古老傳說。在這之後，我的許多爆料者都堅持在我們談話時，離各自的智慧型手機至少數公尺之遠，或者將它們留在會面場所之外。
恐懼具有傳染性，在一個長期認可的規則已崩潰、新法理尚未形成的世界中，它繁殖得更加迅猛。反對派活動分子和記者曾戲稱：普丁政權為「素食者」，而非食肉類野獸。除了少數明顯的例外事件，當局傾向於威脅而不是毀滅異議人士。克里姆林宮的首席意識形態思想家弗拉季斯拉夫．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湊巧也是普里列平的朋友和姻親──執掌著基本依據後現代主義、用戶至上觀點，最終輕視意識形態等理念所建構的宣傳體系；一會兒在這裡追隨正統東正教義，一會兒又在那裡重拾對蘇維埃的懷舊情結Soviet nostalgia。蘇爾科夫撥弄著理想的琴弦，就像法國作家若利斯．卡爾．于斯曼（J. K. Huysmans）的頹廢派古典小說《逆流》（A rebours）中，敲打著可釋放香氣的管風琴鍵盤之樂師。這個相對包容的素食者生態體系，在二○二○年二月蘇爾科夫離開克里姆林宮後就分崩離析。我們將會看到，舊系統被頭腦狂熱的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官員獨斷的管控所取代，他們深信，自己面對的西方正在推行阻撓和毀滅俄羅斯的使命。
反普丁人士總是傾向於彬彬有禮，甚至聽天由命來應對自己的安全命運。在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入侵烏克蘭之後，很少有人繼續仗義執言──那時，對當局毫不在乎，已經成為膽大包天的行為。使我更加震撼的，是挺普丁人士也突然發現了自己的恐懼。一系列不言而喻、曾制約他們生存世界的 「相互理解」 ，突然被一種新的、陌生的愛國主義及戰爭引力場規範所取代。什麼言行是俄羅斯戰時所批准的，什麼又是被新禁止的作為？無人確切知曉。一位前蘇聯國安會少將、前普丁最資深內閣部長之一的大學同學和私人好友，曾將我帶到寒冬的室外，在鄉間別墅的柴火木棚內談話，只有在那裡他才放心，可以確保無人旁聽、留意我們的對話。與普丁關係密切的一位石油大亨的女兒，也曾兩次要求在莫斯科的白兔餐廳調換座位，因為她不喜歡坐在附近的人可能會偷聽我們的表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我提及這些現象，並不是為了要給人們這些印象──在莫斯科的採訪報導猶如勒卡雷（John le Carre）間諜小說描述的那樣神祕驚悚；而是要指出，俄羅斯的政治和媒體氛圍，隨著普丁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風波，已經發生了非常迅速、深刻的變化。有些老朋友轉變為激進好鬥、甚至令人憎惡的愛國者；其他人則意識到，可以假裝享受到開放、富裕歐洲生活方式的俄羅斯，已經不復存在──或者，可能僅存於他們的想像之中。數千名受過最好教育的俄羅斯人開始逃亡海外；但是，只能留下的絕大多數人，選擇了隨波逐流──有些人積極附和，絕大多數則保持沉默。如果戰爭的狂熱類似泥炭的煙火，那麼循規蹈矩就像皚皚白雪，嚴密覆蓋了被裹挾在麻木氛圍中窒息的感官和認知，整個俄羅斯社會就像將人民蜷縮趕入庇護所。有些俄羅斯人在回顧他們蘇維埃童年的寬慰文學修辭時，發現了這樣的庇護所；還有人在積極忽略和封閉面臨現實的過程中，找到了心靈的安樂窩。直到九月二十一日，進入戰爭超過六個月之後，莫斯科的生活依舊像處於完全正常的極度強烈幻象中，不允許戰爭來騷擾那裡的寧靜。但是，在九月的那一天，宣布部分動員令的時刻，普丁才算是讓俄羅斯國家──和他自己的權貴階層──大吃一驚。突然之間，一場除了無法目睹、各方面都貨真價實的戰爭，對成千上萬家庭中有適齡參軍男性成員的俄羅斯人來說，突然成為緊密關聯、涉及私密的事件。從那一刻起，沒有任何俄羅斯人可以倖免，這場降臨到自己國家凜冽政治寒冬的襲擾。
巨大社會衝突的定義，是其結果可以造成民族的分裂和世界秩序的重塑。根據這樣的尺度衡量，俄烏戰爭堪稱歐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地緣政治危機，這也將產生遠比九一一事件巨大的全球性後果。世界的安全架構、食品及能源供應、軍事力量和聯盟勢力的平衡，都將因其而發生永久性的改變。
最好的結局是，普丁陷入僵局的侵烏戰爭，將被證實為在歐洲歷史上擴張性帝國主義的最後掙札，以及象徵著西方帝國時代的最終滅亡。這也將暫緩中國採用常規軍事力量挑戰自己鄰居的計畫。在開戰的第一周，烏克蘭證明了，壓倒性的裝甲和空降兵力，可以被現代化的步兵便攜武器所擊敗，以此顛覆了傳統冷戰時代有關進攻和防守的計算法則，進而同時震驚了自己的敵人和盟友。世界對俄羅斯入侵的制裁也顯示了真正的經濟力量──包括了一夜之間毀滅整個經濟體系的強權──已經從民族國家層面移動到民間公司的領域，基於道德和政治考量的公司決定，能夠帶來比政府行為更嚴重的經濟打擊。同時，俄羅斯試圖透過削減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來進行反擊，卻令人驚訝地顯示，這表明了能源實際上並不像西方曾經懼怕的那樣具有強勢功效。
在同一時期，由於普丁和他的宣傳同夥，多次將在戰場上或甚至在戰略上使用核武器的概念，從理論範疇穩步推向可能實施的現實，導致烏克蘭戰爭又讓世界陷入更加危險的境地。這也提出了致命性──尚無明確解答──的議題：西方社會在捍衛他們自己奠定的國際準則之名義下，將願意承擔多大的經濟和社會痛苦？
烏克蘭戰爭是蘇聯解體的血腥終極行動。就在我寫作本書時，敵對戰鬥仍持續進行，所以我的故事也必然無法完結。但是，儘管我們對「衝突如何具體結束」缺乏概念，我們卻已知曉，如果戰事繼續將帶來的後果；對俄羅斯和烏克蘭任一方而言，將不存在完全的勝利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投入太多，不會允許基輔敗於俄羅斯軍隊；如果普丁任由克里米亞（或同樣性質的頓巴斯的反叛共和國）輸給烏克蘭，他的政權和自己的生命則將休戚相關。他曾經反覆說過，發誓守衛這些地域，如有必要，將主動發起核攻擊。所以，這場戰爭將在談判求和的基礎上最終結束──就像所有最後沒有取得全面勝利的戰爭一樣。
普丁有可能將任何戰爭的最終結果，都宣稱為俄羅斯的勝利，由於他對俄羅斯媒體的控制如此完善，他說服自己的多數同胞來相信自己結論的成功機率頗高。
但是同樣毫無疑問，無論普丁在炮火平息後，想方設法保住了多少前烏克蘭的領土，他試圖扭轉烏克蘭向西方靠攏的趨勢、確立俄羅斯新權威和偉大前程的實踐，已被證實為災難性的失敗。數十年精心安排的經濟計畫被毀滅殆盡，全世界曾經同情相交的盟友避之不及，數十萬俄羅斯最光彩、最優秀的才俊流亡他鄉，俄羅斯國家的戰略獨立性，由於被迫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依賴，遭受到深刻的損害。普丁已經從根基上荼毒了俄羅斯的未來。他自我宣稱的勝利，體現了文盲戰勝知識、僻壤支配大城市、老年人壓制年輕人，以及往昔封閉未來的倒行逆施。
普丁的入侵，也精準創造了自己試圖防範的同樣結局。戰爭團結了烏克蘭人，給予了這個國家真正意義上的立國基礎；戰爭也重新啟動了北約，為它帶來了新的目標、錢財和加盟成員，同時也重申了歐盟在此戰後反威權主義的價值，這正是歐盟一體化初始創立時的基礎。在更加深入的層次上，普丁也提醒了全世界的民主勢力，自由不可能自然來臨──儘管在共產主義制度崩潰後，西方許多人得出了與之相反的宿命論點──現在一切都已經明瞭，必須用戰鬥來獲取和保護人民的自由權利。
本書在戰爭爆發的頭一年期間，幾乎全部於莫斯科和基輔兩地寫作完成。因此，這不是單純的戰爭故事描寫，而是介紹戰爭如何開始之相關歷史的首次素描──講述了衝突如何從俄羅斯的閃電襲擊，經歷了僵持困境，直至烏克蘭開始反攻的階段。我將重點集中在揭示普丁入侵烏克蘭核心運作過程中最扣人心弦的神祕內幕：用暴力塑造更加偉大俄羅斯的理念，如何被詭異的東正教民族主義勢力所支持，在穿越俄羅斯政治邊緣化之後，最後如何成為克里姆林宮官方的核心政策？普丁為何�如何決定了，將數十年精心建設的宏觀經濟事業、外交成就棄如敝屣，如此莽撞和冒險地發動了戰爭，以至於直到入侵行動的最後時刻，他計畫中的全部細節，甚至還對自己最高級別的大多數內閣部長保守機密？誰是在地毯下暗中爭鬥的走狗──如同邱吉爾（Churchill）曾經令人難忘般如此描述過的克里姆林宮內部較量──是誰相互鬥法，最後贏得了普丁的耳根、心胸和意念？以及最為重要的，是普丁決定走向戰爭的真正原因究竟是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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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莫斯科，二○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