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梁實秋雅舍文選（增訂新版）

導讀

文章與前額並高? 余光中

　　自從十三年前遷居香港以來，和梁實秋先生就很少見面了。屈指可數的幾次，都是在頒獎的場合，最近的一次，卻是從梁先生溫厚的掌中接受時報文學的推薦獎。這一幕頗有象徵的意義，因為我這一生的努力，無論是在文壇或學府，要是當初沒有這隻手的提掖，只怕難有今天。

　　所謂「當初」，已經是三十六年以前了。那時我剛從廈門大學轉學來台，在台大讀外文系三年級，同班同學蔡紹班把我的一疊詩稿拿去給梁先生評閱。不久他竟轉來梁先生的一封信，對我的習作鼓勵有加，卻指出師承囿於浪漫主義，不妨拓寬視野，多讀一點現代詩，例如哈代、浩斯曼、葉慈等人的作品。梁先生的摯友徐志摩雖然是浪漫詩人，他自己的文學思想卻深受哈佛老師白璧德之教，主張古典的清明理性。他在信中所說的「現代」自然還未及現代主義，卻也指點了我用功的方向，否則我在雪萊的西風裡還會飄泊得更久。

　　直到今日我還記得，梁先生的這封信是用鋼筆寫在八行紙上，字大而圓，遇到英文人名，則橫而書之，滿滿地寫足兩張。文藝青年捧在手裡，驚喜自不待言。過了幾天，在紹班的安排之下，我隨他去德惠街一號梁先生的寓所登門拜訪。德惠街在城北，與中山北路三段橫交，至則巷靜人稀，梁寓雅潔清幽，正是當時常見的日式獨棟平房。梁師母引我們在小客廳坐定後，心儀已久的梁實秋很快就出現了。

　　那時梁先生正是知命之年，前半生的大風大雨，在大陸上已見過了，避秦也好，乘桴浮海也好，早已進入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境界。他的談吐，風趣中不失仁譪，諧謔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國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機智，近於他散文的風格。他就坐在那裡，悠閒而從容地和我們談笑。我一面應對，一面仔細地打量主人。眼前這位文章鉅公，用英文來說，體型「在胖的那一邊」，予人厚重之感。由於髮岸線（hairline）有早退之象，他的前額顯得十分寬坦，整個面相不愧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加以長牙隆準，看來很是雍容。這一切，加上他白皙無斑的膚色，給我的印象頗為特殊。後來我在反省之餘，才斷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頭白象。

　　當時我才二十三歲，十足一個躁進的文藝青年，並不很懂觀象，卻頗熱中獵獅（lion-hunting）。這位文苑之獅，學府之師，被我糾纏不過，答應為我的第一本詩集寫序。序言寫好，原來是一首三段的格律詩，屬於新月風格。不知天高地厚的躁進青年，竟然把詩拿回去，對梁先生抱怨說：「您的詩，似乎沒有特別針對我的集子而寫。」

　　假設當日的寫序人是今日的我，大概獅子一聲怒吼，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師門去了。但是梁先生眉頭一抬，只淡淡地一笑，徐徐說道：「那就別用得了……書出之後，再跟你寫評吧。」

　　量大而重諾的梁先生，在《舟子的悲歌》出版後不久，果然為我寫了一篇書評，文長一千多字，刊於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十六日的《自由中國》。那本詩集分為兩輯，上輯的主題不一，下輯則盡為情詩；書評認為上輯優於下輯，跟評者反浪漫的主張也許有關。梁先生尤其欣賞〈老牛〉與〈暴風雨〉等幾首，他甚至這麼說：「最出色的要算是〈暴風雨〉一首，用文字把暴風雨的那種排山倒海的氣勢都描寫出來了，真可說是筆挾風雷。」在書評的結論裡有這樣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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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是一位年輕人，他的藝術並不年輕，短短的「後記」透露出一點點寫作的經過。他有舊詩的根柢，然後得到英詩的啟發。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一條發展路線。我們寫新詩，用的是中國文字，舊詩的技巧是一分必不可少的文學遺產，同時新詩是一個突然生出的東西，無依無靠，沒有軌跡可循，外國詩正是一個最好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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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麼古早的歲月，我的青澀詩藝，根柢之淺，啟發之微，可想而知。梁先生溢美之詞固然是出於鼓勵，但他所提示的上承傳統旁汲西洋，卻是我日後遵循的綜合路線。

　　朝拜繆思的長征，起步不久，就能得到前輩如此的獎掖，使我的信心大為堅定。同時，在梁府的座上，不期而遇，也結識了不少像陳之藩、何欣這樣同輩的朋友，聲應氣求，更鼓動了創作的豪情壯志。詩人夏菁也就這麼邂逅於梁府，而成了莫逆。不久我們就慣於一同去訪梁公，有時也約王敬羲同行。不知為何，記憶裡好像夏天的晚上去得最頻。梁先生怕熱，想是體胖的關係；有時他索性只穿短袖的汗衫接見我們，一面笑談，一面還是不時揮扇。我總覺得，梁先生雖然出身外文，氣質卻在儒道之間，進可為儒，退可為道。可以想見，好不容易把我們這些恭謹的晚輩打發走了之後，東窗也好，東床也罷，他是如何地坦腹自放。我說坦腹，因為他那時有點發福，腰圍可觀，縱然不到福爾斯塔夫的規模，也總有約翰孫或紀曉嵐的分量，足證果然腹笥深廣。據說，因此梁先生買腰帶總嫌尺碼不足，有一次，他索性走進中華路一家皮箱店，買下一只大號皮箱，抽出皮帶，留下箱子，揚長而去。這倒有點世說新語的味道了，是否謠言，卻未向梁先生當面求證。

　　梁先生好客兼好吃，去梁府串門子，總有點心招待，想必是師母的手藝吧。他不但好吃，而且懂吃，兩者孰因孰果，不得而知。只知他下筆論起珍羞名菜來，頭頭是道。就連既不好吃也不懂吃的我，也不禁食指欲動，饞腸若蠕。在糖尿病發之前，梁先生的口福委實也飫足了。有時乘興，他也會請我們淺酌一杯。我若推說不解飲酒，他就會作態佯怒，說什麼「不菸不酒，所為何來？」引得我和夏菁發笑。有一次，他斟了白蘭地饗客，夏菁勉強相陪。我那時真是不行，梁先生說「有了」，便向櫥頂取來一瓶法國紅葡萄酒，強調那是一八四二年產，朋友所贈。我總算喝了半盅，飄飄然回到家裡，寫下〈飲一八四二年葡萄酒〉一首。梁先生讀而樂之，拿去刊在《自由中國》上，一時引人矚目。其實這首詩學濟慈而不類，空餘浪漫的遐想；換了我中年來寫，自然會聯想到鴉片戰爭。

　　梁先生在台北搬過好幾次家。我印象最深的兩處梁宅，一在雲和街，一在安東街。我初入師大（那時還是省立師範學院）教大一英文，一年將滿，又偕夏菁去雲和街看梁先生。談笑及半，他忽然問我：「送你去美國讀一趟書，你去嗎？」那年我已三十，一半書呆，一半詩迷，幾乎尚未閱世，更不論乘飛機出國。對此一問，我真是驚多喜少。回家和我存討論，她是驚少而喜多，馬上說：「當然去！」這一來，裡應外合勢成。加上社會壓力日增，父親在晚餐桌上總是有意無意地報導：「某伯伯家的老三也出國了！」我知道偏安之日已經不久。果然三個月後，我便文化充軍，去了秋色滿地的愛奧華城。

　　從美國回來，我便專任師大講師。這時他已從雲和街故居遷至安東街，住進自己蓋的新屋。稍後夏菁的新居在安東街落成，他便做了令我羨慕的梁府近鄰，也從此，我去安東街，便成了福有雙至，一舉兩得。安東街的梁宅，屋舍儼整，客廳尤其寬敞舒適，屋前有一片頗大的院子，花木修護得可稱多姿，常見兩老在花畦樹徑之間流連。比起德惠街與雲和街的舊屋，這新居自然優越了許多，更不提廣州的平山堂和北碚的雅舍了。可以感受得到，這新居的主人住在「家外之家」，懷鄉之餘，該是何等的快慰。

　　六十五歲那年，梁先生在師大提前退休，歡送的場面十分盛大。翌年，他的「終身大事」，《莎士比亞戲劇全集》之中譯完成，朝野大設酒會慶祝盛舉，並有一女中的學生列隊頌歌：想莎翁生前也沒有這般殊榮。師大英語系的晚輩同事也設席祝賀，並贈他一座銀盾，上面刻著我擬的兩句讚詞：「文豪述詩豪，梁翁傳莎翁。」莎翁退休之年是四十七歲，逝世之年也才五十二歲，其實還不能算翁。同時莎翁生前只出版了十八個劇本，梁翁卻能把三十七本莎劇全部中譯成書。對比之下，梁翁是有福多了。聽了我這意見，梁翁不禁莞爾。

　　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後來夏菁擔任聯合國農業專家，遠去了牙買加。梁先生一度旅寄西雅圖。我自己先則旅美二年，繼而去了香港，十一年後才回台灣。高雄與台北之間雖然只是四小時的車程，畢竟不比廈門街到安東街那麼方便了。青年時代夜訪梁府的一幕一幕，皆已成為溫馨的回憶，只能在深心重溫，不能在眼前重演。其實不僅梁先生，就連晚他一輩的許多台北故人，也都已相見日稀。四小時的車程就可以回到台北，卻無法回到我的台北時代。台北，已變成我的回聲谷。那許多巷弄，每轉一個彎，都會看見自己的背影。不能，我不能住在背影巷與回聲谷裡。每次回去台北，都有一番近鄉情怯，怕捲入回聲谷裡那千重魔幻的漩渦。

　　在香港結交的舊友之中，有一人焉，竟能逆流而入那回聲的漩渦，就是梁錫華。他是徐志摩專家，研究兼及聞一多，又是抒情與雜感兼擅的散文家，就憑這幾點，已經可以躋列梁門，何況他對梁先生更已敬仰有素。一九八○年七月，法國人在巴黎舉辦抗戰文學研討會，大陸的代表舊案重提，再誣梁實秋反對抗戰文學。梁錫華即席澄清史實，一士諤諤，力辯其誣。夏志清一語雙關，對錫華翹起大拇指，讚他「小梁挑大樑」！我如在場，這件事義不容辭，應該由我來做。錫華見義勇為，更難得事先覆按過資料，不但贏得梁先生的感激，也使我這受業弟子深深感動。

　　一九七八年以後，大陸的文藝一度曾有開放之象。到我前年由港返台為止，甚至新月派的主角如胡適、徐志摩等的作品都有新編選集問世，唯獨梁實秋迄今尚未「平反」。如今大陸上又在壓制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此事恐怕更渺茫了。梁先生和魯迅論戰於先，又遭毛澤東親批於後，案情重大，實在難以為他「平反」。梁實秋就是梁實秋，這三個字在文學思想上代表一種堅定的立場和價值，已有近六十年的歷史。

　　梁實秋的文學思想強調古典的紀律，反對浪漫的放縱。他認為革命文學也好，普羅文學也好，都只是把文學當做工具，眼中並無文學；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不贊成為藝術而藝術，因為那樣勢必把藝術抽離人生。簡而言之，他認為文學既非宣傳，亦非遊戲。他始終標舉安諾德所說的，作家應該「沉靜地觀察人生，並觀察其全貌。」因此他認為文學描寫的充分對象是人生，而不僅是階級性。

　　黎明版《梁實秋自選集》的小傳，說作者「生平無所好，唯好交友、好讀書、好議論。」這三好之中的末項，在大陸時代表現得最為出色，所以才會招惹魯迅而陷入重圍。季季在訪問梁先生的記錄「古典頭腦，浪漫心腸」之中，把他的文學活動分成翻譯、散文、編字典、編教科書四種。這當然是梁先生的台灣時代給人的印象。其實梁先生在大陸時代的筆耕，以量而言，最多產的是批評和翻譯，至於《雅舍小品》，已經是三十九歲所作，而在台灣出版的了。《梁實秋自選集》分為文學理論與散文二輯，前輯占一九八頁，後輯占一六二頁，分量約為五比四，也可見梁先生對自己批評文章的強調。他在答季季問時說：「我好議論，但是自從抗戰軍興，無意再作任何譏評。」足證批評是梁先生早歲的經營，難怪台灣的讀者印象已淡。

　　一提起梁實秋的貢獻，無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譯績，這方面的聲名幾乎掩蓋了他別的譯書。其實翻譯家梁實秋的成就，除了莎翁全集，尚有《織工馬南傳》、《咆哮山莊》、《百獸圖》、《西塞羅文錄》等十三種。就算他一本莎劇也未譯過，翻譯家之名他仍當之無愧。

　　讀者最多的當然是他的散文。《雅舍小品》初版於民國三十八年，到六十四年為止，二十六年間已經銷了三十二版；到現在想必近五十版了。我認為梁氏散文所以動人，大致是因為具備下列這幾種特色：

　　首先是機智閃爍，諧趣迭生，時或滑稽突梯，卻能適可而止，不墮俗趣。他的筆鋒有如貓爪戲人而不傷人，即使譏諷，針對的也是眾生的共相，而非私人，所以自有一種溫柔的美感距離。其次是篇幅濃縮，不事鋪張，而轉折靈動，情思之起伏往往點到為止。此種筆法有點像畫上的留白，讓讀者自己去補足空間。梁先生深信「簡短乃機智之靈魂」，並且主張「文章要深，要遠，就是不要長。」再次是文中常有引證，而中外逢源，古今無阻。這引經據典並不容易，不但要避免出處太過俗濫，顯得腹笥寒酸，而且引文要來得自然，安得妥貼，與本文相得益彰，正是學者散文的所長。

　　最後的特色在文字。梁先生最恨西化的生硬和冗贅，他出身外文，卻寫得一手道地的中文。一般作家下筆，往往在白話、文言、西化之間徘徊歧路而莫知取捨，或因簡而就陋，一白到底，一西不回；或弄巧而成拙，至於不文不白，不中不西。梁氏筆法一開始就逐走了西化，留下了文言。他認為文言並未死去，反之，要寫好白話文，一定得讀通文言文。他的散文裡使用文言的成分頗高，但不是任其並列，而是加以調和。也自稱文白夾雜，其實應該是文白融會。梁先生的散文在中歲的《雅舍小品》裡已經形成了簡潔而圓融的風格，這風格在台灣時代仍大致不變。證之近作，他的水準始終在那裡，像他的前額一樣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