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離開漁村以後

自序

敘事散文的鄉愁（節錄）

　　在散文中，詩人總是在哀悼已經失去的伊甸園；

　　懇求記憶說話，或者哭泣。

　　——蘇珊．桑塔格

　　記憶中應該是一九七九年的春天，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有亞洲之行，主要是赴日本訪問，返回美國之前曾經在臺北稍作停留，並且在美國駐臺文化單位安排之下，參訪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一年易名歐美研究所），當晚所裏幾位長輩與她餐敘，我有幸同桌作陪。那時臺北東區尚未發展，我記得用餐選在西門町的一家餐廳，就在如今已經歇業的來來百貨公司樓上。其時我只讀過桑塔格的《反對詮釋及其他》（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一書中的部分文章，此外就是她那篇寫於越戰期間，引發軒然大波的〈河內行〉（“Trip to Hanoi”）。席間她對臺灣的政經情勢多所詢問，我年紀最輕，只是在旁專心吃飯靜聽。這是我唯一的一次見過桑塔格。往後我陸續讀過她的一些著作，主要集中在她的論說專著與文集，以及她在二○○四年離世後出版的日記與筆記。後來我讀到她的兒子大衛•瑞夫（David Rieff）所寫的《死海泅泳：一個兒子的回憶錄》（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 A Son’s Memoir），才知道她早在一九七五年就已經被診斷罹患乳腺癌，只是她嚴禁家人談論她的病情。一九七九年那次臺北之行，我見她談笑風生，看起來身體相當硬朗，完全不像是位正在接受治療的癌症患者。

　　在她棄世之前，我讀到她的文集《重點之所在》（Where the Stress Falls）。這是一本西方文學傳統定義下的散文集，沒有統一的主題，所論天南地北，內容龐雜，談書，談電影，談作家，談舞蹈，談攝影，談旅行，談導戲，不一而足，書中甚至還收入她致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一封信——寫於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三日，正好是波赫士逝世十週年的忌日前夕，當然是一封無法投寄的信，桑塔格只不過想藉波赫士的大名抒發心中塊壘。她頌讚波赫士的真知灼見：「你在某處說過，一位作家……不管在他或她身上發生什麼事，都應該將之視為資源。」——波赫士其實說的是自己的視障問題，他自五十八歲之後雙目完全失明。桑塔格還在信中對波赫士說：「你給予人們新的想像方式，同時一再宣示我們如何受惠於過去，尤其受惠於文學。你說過幾乎我們現在與過去所有的一切都得歸功於文學。如果書籍消失了，歷史將會消失，人類也會跟著消失。……書籍不僅僅是我們的夢想和記憶任意的總和。書籍也給予我們自我超越的模式。有些人認為閱讀只是某種逃避，從『真實的』日常世界逃避到一個虛幻的世界，書籍的世界。書籍遠甚於此。書籍是使人之所以全然為人的一種方式。」桑塔格顯然刻意藉由波赫士為書籍——尤其是文學——的存在辯護。她憂心的是，「書籍如今已被視為瀕臨絕滅的物種。」而她所謂的書籍還涉及「使文學與其靈魂效應成為可能的閱讀條件。」她對波赫士說——這是她寫信的重點：「有人告訴我們，不久我們就可以從『書籍屏幕』（bookscreens）喚出所需要的任何『文本』，而且還能夠改變此文本的樣貌，向其提問，並與其『互動』。當書籍變成我們依據實用的標準與其『互動』的『文本』時，書寫文字就只能淪為我們被廣告驅動的電視實境的另一個層面。」桑塔格語帶諷刺地告訴波赫士，「到了這個時候，就沒有放火焚書的必要了。野蠻人不需要燒書了。」雖然書籍——以及閱讀本身——命運岌岌可危，但是她向波赫士保證，「我們之中的某些人絕對不會遺棄偉大的圖書館。」波赫士也會「繼續成為我們的庇護者與英雄」。桑塔格此處之所以特意提到圖書館，緣於波赫士曾自一九五五年起受聘出掌阿根廷國家圖書館，直至一九七三年當斐隆（Juan Peron）結束其流亡生涯，並第三度當選阿根廷總統，波赫士才憤而辭去國家圖書館館長一職。

　　桑塔格所說的「書籍屏幕」如今已是普遍存在的事實：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手機、平板，以及各式各樣的閱讀器。當然紙本書仍然存在，可是電子書也日趨風行。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習慣了以閱讀器儲存電子書，閱讀電子書。儘管圖書館依然存在，不過由於受空間所限，有些圖書館已經偏向採購和收藏電子書了。在書籍的形式改變之後，閱讀的條件難免隨之改變，甚至書寫的方式也會跟著改變。桑塔格在致波赫士的信中信誓旦旦地表達她對文學價值的無上崇敬：過去與現在都存在於文學之中，我們因此受惠於文學——而她所謂的書籍則幾乎就是文學的同義詞。我的世代應該不難理解桑塔格的想法。在初通文墨之後，我們最早接觸的往往就是文學。甚至叫得出名字的出版社，往往也主要以出版文學作品著稱，或者多少也會搭配出版文學作品。我們之中很多人成年後也許會選擇不同行業，只是在生命的成長過程中，總有那麼一段歲月少不了文學的陪伴。

　　我大概自稍稍懂事之後就不曾離開過文學。我成長於窮鄉僻壤的小漁村，家裏並沒有什麼藏書，除了從學校借來的書本外，我最早與書有關的記憶是在油燈下與父親閱讀武俠小說，書名當然都不記得了，作者的筆名倒是記憶深刻：我是山人。我所知道的少林派人物如洪熙官、方世玉、至善禪師等都來自我是山人，他可是出道早於金庸、梁羽生等的武俠大家。後來我才知道他是香港著名報人陳魯勁。我不清楚父親的武俠小說來自何處，字小，印刷差，每一冊都很單薄，我卻讀得趣味無窮。或許這勉強算是我最早的少數文學經驗吧！上了中學，往後數十年，直到今天，我生命歷程中的重要生活經驗，不論創作、編輯、念書、教學，或是研究，都與文學密不可分。文學是一片廣袤的沃土，我有幸在這片沃土上萌茁，成長，乃至於垂老。從年少時邂逅，繼而成為畢生的志趣，甚至成年後選擇賴以為生，文學教會我如何從容自若，並且學習如何在其中安身立命。對我而言，文學就是一種知識形式，是我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文學自然也是一種自主的語言藝術，卻也是我介入世界的主要途徑。我在許多場合強調的文學的淑世功能，無非源於這樣的體認。

　　這樣的體認當然又與我的文學經驗有關。經驗是累積的，體認則是經驗累積的結果。經驗也留下無數的記憶，隨著歲月的嬗遞，環境的變化，有些記憶歷歷在目，彷似昨日，有些則如過眼雲煙，不知所終。所幸這些年來，我在不同場合應各方所邀，以敘事散文的形式寫下了人生不同階段的某些文學記憶。這些散文部分已收入我的其他文集，另有一些雖非按特定計畫完成的回憶錄，稍加編排整理之後，卻也多少保存了我不同面向的文學記憶。《離開漁村以後》這本敘事散文正是這樣的一個產物——我更願意將之視為我年輕時期的文學追想錄。這些散文各有長短，當初主要是為了配合報章雜誌的邀稿字數要求，為保存本文原先發表的狀態，除部分文字曾經稍微修飾外，內容未加增刪或作細部改動。

　　除了以文學教學和文學研究為業，我也寫詩，數量不多，迄今也出版了四本詩集，因此在整理這本敘事散文時，我心中始終縈繞不去的竟是桑塔格在《重點之所在》一書的開卷之作〈詩人的散文〉（“A Poet’s Prose”）。此文寫於一九八三年，是她為俄羅斯著名女詩人茨維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的散文集《被俘的精靈》（A Captive Spirit: Collected Prose）英譯本所寫的導論。茨維塔耶娃對蘇聯的十月革命心存疑慮，因此選擇出亡巴黎，這些散文多完成於她在巴黎自我放逐期間，其中有對若干前輩詩人之記述，對父母與家人之回憶，最後部分甚至收入她的文學評論。儘管內容雜駁，茨維塔耶娃的散文多環繞著記憶開展，這些散文有意揭露的無非是潛藏於過去的諸多事實。此之所以桑塔格會說，「詩人的散文是典型鄉愁式的，回顧式的。就彷彿按照定義，被召喚的對象是屬於業已消失的過去。」

　　桑塔格在〈詩人的散文〉中語多此類歸納式的總結。譬如她說，詩人的散文「有一個獨特的題材：詩人志業的形成」。她進一步這樣解釋：「其典型的形式包含兩種類型的敘事。一種是直截了當的自傳型態。另一種也採用回憶錄的型態，只不過是對另一個人的畫像，若不是一位同行作家（通常是前輩作家或者導師），就是一位為自己所深愛的親人（一般是父母或者祖父母）。向他人致敬是為了讓個人自我的描述趨於完整：通過對他或她的仰慕展現力量與純正性，詩人得以避免陷入粗鄙的自我主義。在向重要的楷模致敬時，在喚起實際生活中與文學中決定性的邂逅時，作者無異於闡明了用來評斷其自我的標準。」桑塔格接著說：「詩人大部分的散文——特別是回憶錄形式的那種——都是用來記述詩人那個自我勝利的冒現。」

　　《離開漁村以後》無疑是屬於桑塔格以上所描述的一本敘事散文，是鄉愁的，是回顧的，書名明顯受到桑塔格上述理念的啟發；因此書中各篇文字不論長短，整體視之，敘述的無非都與我年輕時的文學記憶密切相關，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我離開漁村老家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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