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我是離開的人，也將是返回的人
二○一三年左右，一張酒桌上，一個尊敬的長輩聽聞我常在臉書上寫文章，就當面勸我：「為何寫這麼多了不拿去參賽？」也許在這般有力的驅使下，我在當年就參加了原住民族文學獎，並幸運地以〈哈勇來看我〉此篇獲得了小說首獎。之後，就一直寫，至今。
十年以來，我的創作方式大抵如此：有個主題，或者想法，我就將它們具化為一篇小說。換言之，小說於我僅是一種表達方式，一個載體。但說實在的，我並沒有值得驕人的道理或民族大義要講述，而且我厭惡如此，至少目前是這樣。我只想聲音不大地「說」點什麼，這就是我所謂的「小說」。
必須聲明的是，我所有的創作都是習作，對於如何寫，我仍在摸索，至今眼前還是一片黑暗。我最終的創作目標是：為追求美學而努力；為不平的人生做吶喊；對庸俗不堪的深惡痛絕。我試圖描繪多種村裡人物形象，竟猛然發現概括性的語言力有未逮，是的，他們不能被概括，或許正因如此，才需要小說吧。
回到我的身分，我屬泰雅族群，本該為族群發聲，本該創作有族群特色的文字，但我似乎沒有。這部分正是我缺乏的，也是必須努力的。做為Walice，我沒有好好讀書，做了幾年代課教師後便以打零工來維持生計，所以我常感到生命的空虛和恍惚。做為卓璽，雖然在網上寫這麼多了，但自己是不敢回看的，碌碌半生，矯情地說，就是無言無行。阿根廷文豪波赫士有句詩寫：「我是黃昏時刻，那些迷惘的人」，可以說我長期就處於這種精神晃蕩的心境。
現在這本小說集呈現在讀者面前了，所謂十年磨一劍，我羞赧於說自己作品的優劣，這必須留給讀者，不容我來置喙。小說集有篇〈等待曙光〉，其中有段文字我是這麼寫的：「我走出三弟家，四周靜謐，什麼都看不見，農地、老屋、群山似乎都消失了，但它們仍真切地在那裡，只需等待一線曙光。我哪裡也不想去了，就想和親人一起，和他們在土地上勞作、苦惱、歡笑??，終此一生。」我是個離開（部落）的人，有一天，也將是返回（部落）的人。我相信與我有著相同身分的同胞，應該也會有此感慨。就像鍾理和在〈原鄉〉裡寫：「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最後，要誠摯感謝尊敬的作家瓦歷斯．諾幹，若非他的屢次鼓舞、當頭棒喝以及牽成提攜，就不會有這本小說。此外，也致謝曾在一路上激勵我創作的兄弟友朋，爾等期待的爆破聲，總算可以驚天一響。
是為序。
導讀
從裂縫裡照見的光芒
一九七○年五月三日，在委內瑞拉加拉加斯文化藝術中心，一位「身材消瘦、蓄著濃密的小鬍子、點著根菸」的加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一九二七?二○一四）在三年前寫下《百年孤寂》之後，為他取得了在藝術中心的演講，他坐著說話，因為「如果我站著，恐怕會嚇得兩腿發軟，癱倒在地。」那天的講話要再過十二年他才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馬奎斯當日恐怕也無法預知會有那麼一天吧，何況，眼前的南美文學巨人路易斯．波赫士（Jerge Luis Borges，一八九九?一九八六）還未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呢！儘管羞怯地坐在椅子上說話，我想像馬奎斯內心的膽怯終究是讓文學的熱情一掃而光，他大著膽子說：「對我而言，文學創作就和登台演講一樣，都是被逼的。」為了要堵《觀察家報》文學副刊主編的嘴（不是他不登，是年輕人不寫），青年馬奎斯逼迫自己寫了短篇小說。其後的幾年，出版了五本小說集，並明白了一個道理，「寫作恐怕是這世上唯一越做越難做的行當」，以至於《百年孤寂》足足想了十九年才得以下筆。
在南美洲世界一端的台灣，在經過殖民歷史三百年的台灣原住民族的書寫，特別是小說的書寫，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才由排灣族人谷灣．打鹿勒，以漢名陳英雄出版《域外夢痕》短篇小說集（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他是台灣原住民作家中，最早以漢語寫作並集結出版小說的作者。陳英雄寫作的那個年代裡，台灣原住民的議題還沒有走到以原住民作為主體性的位置，但陳英雄從一開始就毫不閃避的將自己族群的經驗和觀點融進他的創作中，日後也許陳英雄也痛苦的體悟到小說的寫作一如馬奎斯所言，「恐怕是這世上唯一越做越難做的行當」，其後雖於二○○三年再版《域外夢痕》，書名更之為《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晨星出版），便無其他重要創作。台灣原住民族的小說寫作，還要再等到十六年後才會被台灣文壇看見。
布農人拓拔斯．塔瑪匹瑪（一九六○?）的小說《最後的獵人》（小說集，一九八七，晨星）、《情人與妓女》（小說集，一九九二，晨星），主要是短篇小說，是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中最早受到漢人社會廣泛注意的對象，獲有「吳濁流文學獎」（一九八六年）、「賴和文學獎」（一九九○年）這兩個台灣文學界重要的獎項，文學評論家注意到拓拔斯作品中溫厚的人道精神，我認為拓拔斯是被這個台灣政經社會施加在台灣原住民族身體與精神的病症所逼迫而寫作，正如他作為一位文學作家，另一個身分是醫生，小說寫作是文字藝術的問診、把脈、處方。其後，再過上十幾年，才由泰雅人瓦歷斯．諾幹接下棒子。
二○一三年出版《城市殘酷》、二○一四年出版《戰爭殘酷》，小說評論者才再次將眼光注意到原住民作家的小說藝術。二○一四年出版的《瓦歷斯微小說》，更是將短篇小說的篇幅壓縮成三百五十字以內的「微小說」，作者自述著將小說壓縮在三百五十字以內，是「用來考驗文字的力量可以發揮到多大的效用，用以考掘類型文學的空間可以堅強到承受多少壓力，毋寧這是某種殘酷以極的自我鍛造與逼問—小說還能夠怎麼說話？」這是小說家對小說藝術的自我逼迫。
二○ 一三年， 泰雅人卓璽（ 陳宏志） 以短篇小說〈Puniq Utux〉一文獲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首獎，寫的是在風雨夜中，一家人尋找夜歸的父親，小兒子尤命卻遇見Puniq Utux（鬼火）的故事，透過綿密而和緩的敘述，展現出一種簡單乾淨的風格，像是有個人在旁邊悠緩地說著故事。此時，我們還無法單憑一篇小說確認卓璽的小說家身分，但〈Puniq Utux〉所展示的情感內斂、節制，文字簡潔乾淨，人物鮮活，人物的性格推動情節的特色，延續著他後來得獎或未得獎的小說。等到二○二四年卓璽交出《伊萬的踟躕—卓璽的11 篇小說》，我終於可以確認卓璽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特別是精於藝術的短篇小說家。
我記得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美學的面向》寫下：「美，當它對抗社會的醜惡時，它便會成為一種顛覆的力量。」〈村裡消息〉中的漢人女老師趙曉芬正是翻轉了大眾視部落醜惡習見的顛覆的力量，卓璽卻以平鋪直敘、平淡無奇的筆法，不動聲色的「顛覆」一般大眾對部落生活的俗見，精準且有力的展示了小說的力量。
〈告別〉，是一篇看來極其平淡的自述，是對父親、對老劉，也是對自己的告別，恰恰是隱藏在自述裡的「告白」，才能夠看到隱匿在日常生活中的洶湧的情感，於是，告別的意旨才能是對自己無聊人生的揮別。
〈Puniq Utux〉，從一件孩子找爸爸回家的村中小事，一路不著痕跡的鋪排出生活、生命和文化交織匯流成的「puniq utux」（鬼火），最魔幻的鬼火傳說以細膩的寫實主義鋪敘為日常生活。小說可以怎樣說故事，〈Puniq Utux〉會告訴你。
一切起源於女孩想為她男友洗滌衣物而邀男友的弟弟夜行到溫泉池洗衣褲開始。這是〈小祕密〉的開端，而夜行出獵的男友一夥人返程想洗溫泉，意外逼得這男女共處溫泉室內，與戶外焦急想洗浴的獵人們，形成一內一外的拉鋸。正是作者設計的這個「意外」，讓整個故事成為「存在卻無法張揚」的小祕密。「意外」，正是說故事的方法之一。
讀過卓璽的一些短篇之後，油然而生的感覺是弱者、失敗者、小人物的幸福與苦情，看來就像是一枚錢幣的兩面，這些人物的精神自覺，從來就不是出於否定理性邏輯，是那恍惚失魂、破碎的生活細節，在生命底層活動的普遍性與本質性的蠕動。〈伊萬的踟躕〉主人翁伊萬的生命情調正是失魂與破碎的總和。
〈夏日午後〉，由理財專員與客戶（中年單身原住民）激烈的語言攻防，精準地捕捉到弱勢者不安於命運的擺布，並在語言敘事的裂縫中偶而閃現溫暖的光芒，也可能會照進人們心底那些孤苦或沮喪或失落或迷茫的昏暗角落。
以上的小說，都是得獎的作品，《伊萬的踟躕—卓璽的11 篇小說》另收錄一篇未得獎（或說是尚未得獎）的短篇小說，但我不認為稍遜得獎之作，你得細細閱讀，重構零碎又真切的細節片段，才能讀懂隱藏在冷靜敘事的豐沛情感，因為好的短篇小說是一門精煉的手工藝術。
一九七八年六月某一天，波赫士在離世的八年前面對南美洲文學，甚至是世界文學的趨向不無感慨地寫下一段話：「我們的文學在趨向混亂， 在趨向自由體的散文。??我們的文學在趨向取消人物，取消情節，一切都變得含混不清。」緊接著，似乎有一道幽微的光芒讓波赫士重拾些許信心，「在我們這個混亂不堪的年代裡，還有某些東西仍然保持著經典著作的美德。」波赫士指的是小說，小說這種文學體裁正是在一個雜亂無章的時代裡拯救了秩序。
我認為，所有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作為一門手工藝術，它所呈現最好的美德都是象徵性的，即便小說的基礎有一大部分來自於日常生活的經驗，卻在作家表述自己的思想、為表述其思想而採用的形式，無論是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以至於魔幻現實之技術，均無損於小說展示的象徵—黑暗的過去與時間的深淵。
卓璽的《伊萬的踟躕—卓璽的11 篇小說》，正是挖掘台灣原住民族族人尋常生活中那黑暗的過去與時間的深淵。現實，經常是匪夷所思，讓芸芸眾生的我們失去了想像力，好的小說，特別是手藝精湛的短篇小說，就是讓失去想像力的人們可以並願意相信真實的生活。讀過《伊萬的踟躕—卓璽的11 篇小說》之後，我可以不再有疑問地宣稱，他的短篇小說，拯救了日常生活的秩序。
瓦歷斯．諾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