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

「人文大師系列」編輯前言

梅家玲（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兼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現代大學」的興起與建制，是教育文化史上劃時代的盛事。它不只引進現代國家的各種觀念與知識，更牽動此後知識體系的重構，教育理念的調整，文學書寫的新變，以及整體文化素養的提升，影響國家社會未來的走向甚鉅。1931年，梅貽琦校長在清華大學的就職演說中曾表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則又清楚地揭示出：能夠開創學風，陶染學子的「大師」，正是「大學」所以形構的重要骨幹。

　　對於「人文」學科而言，「大師」其實還另有特殊意義。我們的文化傳統素來講求「尊師重道」；所尊之「師」，往往不僅止於傳授知識與技藝的「經師」，更是兼具風範，能以其理念襟抱感召學子的「人師」。特別在風雨如晦的年代裡，有心的知識分子身處艱難，卻仍然戮力於斯文。無論課堂教學、研究著述，抑或是文學書寫，在在體現出各自的時代承擔與文化追求，為社會厚植人文根基，也引領國家未來走向。尊之為「大師」，亦屬實至而名歸。

　　國立臺灣大學是臺灣第一所現代大學，自成立以來，即有人文學科之設置。1949年以後，更因兼納來自中國大陸與原本在地的學者，成為戰後臺灣高等教育的重鎮，多年以來，深耕於臺灣的人文教育與學術研究，成果斐然。其間，前輩師長們的開拓導引，自是厥功甚偉。飲水思源，在臺大即將迎來百齡校慶之前，爰有「人文大師精選集」系列叢書之編選。

　　此一「人文大師」系列，係由臺大出版中心與臺大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共同合作進行。2022年間，校方即已啟動百齡校慶的各項活動規劃，其中之一，即是由各學院分別推選若干位「光榮人物」，以供編入臺大「百年榮光」專輯。為此，文學院兩度邀集系所代表召開會議，最後共同推選出二十七位師長。這些師長們的學科領域遍及文學、歷史、哲學、考古人類學，可謂各從不同面向，為近百年來臺灣的人文研究與書寫做出重大貢獻。「人文大師」系列以此為據，精選師長們的個人代表作，彙為專集，選文大致依循以下四項準則：

　　一、能體現其人學術貢獻或文學成就之篇章；

　　二、未曾收錄於相關文集中之重要篇章；

　　三、能呈現其人風骨與時代精神之篇章；

　　四、具有開啟未來研究潛能之篇章。

　　此外，各集主編亦為該集撰寫「導讀」，深論全集之要旨。於是，各冊「精選集」便也並不僅止於「精選」各「大師」的著述而已。選集中或蒐羅佚文，或將原本的外文著述譯為中文，實多有學術研究的參考價值。雖然囿於版權及編者等因素，未必能為每位師長編選專集，仍希望藉此彰顯「大師」之成就、貢獻及時代意義，更為後續的相關研究開啟端緒。「人文大師系列」因此是回顧的，它以感念之心，向惠我良多的前輩師長致敬；也是前瞻的，試圖召喚新一代的學子繼往開來，共同迎向下一輪人文發展的盛世。

導讀

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的文史研究與文學人生（摘錄）

梅家玲（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臺靜農（一九○二－一九九○）是五四一代渡海來臺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兼具文人、學者、教育家、藝術家多重身份。尤其來臺之後，擔任臺大中文系主任長達二十年，在臺大、輔大、東吳等校作育英才，為臺灣戰後的文學與文化奠定深厚人文基礎，影響遍及整個文學教育界與文化圈。他的一生幾乎跨越了整個二十世紀，走過八年抗戰、兩岸分立，並在戰亂烽火中見證了文學的新舊過渡與轉型。除卻學術論著《靜農論文集》（一九八九）與《中國文學史》（二○○四）之外，文學書寫品目眾多，兼括小說、新詩、雜文、劇本、舊體詩等不同體類。出版的文學作品包括《地之子》（一九二八）、《建塔者》（一九三○）、《龍坡雜文》（一九八八）、《臺靜農詩集》（二○○一）、《亡明講史》（二○二○）等多種。而無論是文學書寫抑是學術研究，無不與其個人生命經歷息息相關，見證了時代歷史的風雲動盪。《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正是希望藉由精選臺靜農先生的研究論著與文學書寫，彰顯其人其文在當代學術與文學史上的意義，不僅為他個人及其所處的時代留下可資稱述的側影，也為未來的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多年以來，臺靜農先生一直是臺大中文系的精神導師，也是戰後臺灣學界與文化界的傳奇人物。他於一九四六年渡海來臺，致力於古典文學研究與教學，間以翰墨自娛，偶有雜文之作，是廣受學生愛戴的「臺老師」，也是享譽海內外的書藝家。由於政治因素，兩岸分立之後，他對於自己來臺前的經歷絕口不提。直到一九七、八○年代，政治氛圍緩解，兩岸恢復交流，他過去種種，才被年輕一輩的學生們逐一「發現」：原來，「臺老師」曾經是投身於新文學的傑出小說家；原來，他與魯迅、陳獨秀都深有淵源；原來，他來臺前就已寫過許多舊體詩；原來，他還曾撰寫過長篇歷史小說《亡明講史》……。這些「發現」，為渡海前的臺靜農勾勒出相對清晰的面貌，卻仍然使人好奇：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是否還有其它原因，促成了臺靜農來臺前後的巨大轉折？為什麼他會有長篇歷史小說《亡明講史》之作？

　　這些問題，或許正可以藉由《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中的某些選篇，得到進一步釐清。在為「精選集」選輯材料的過程中，編者輯得若干現今各類臺靜農文集所不曾收錄的佚文與佚信，更在臺大總圖書館的特藏資料中，發現了他原本有意出版，卻遲未付梓的文集「白沙讀史?記」。這些佚文與佚信，為臺靜農渡海前後的轉折，提供了頗具關鍵性的線索，同時也凸顯出「白沙時期」之於臺靜農一生的重要性。以下，便藉由此一精選集所選錄的篇章，就「入川之前」、「白沙時期」與「渡海之後」三個部分，大致勾勒他的文學人生與文史研究歷程；並論析其間所蘊含的「史識」與「詩心」。

　　☆一

　　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臺靜農出生於安徽省霍丘縣葉家集鎮。他早年接受私塾教育，同時在父親指導下學習書法；進入中學之後，即開始投身於新文藝。時當五四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中國內外政局持續動盪，青年臺靜農嚮往新時代，滿懷救世熱情與改革理想。一九二一年，他投書《時事新報．文學旬刊》，抨擊繆?林等人維護舊詩之形式聲律的論點，參與了當時新舊詩作的文學論戰。初到北京後不久，與汪靜之、胡思永等人共同組織發起文學社團「明天社」，目的正是期待文學界不再幼稚、沈悶，能夠走向「成長的明天，光明的明天，發榮的明天」。

　　此一時期，他有多篇新文藝作品相繼發表，創作不輟。〈寶刀〉是他的第一首新詩，通篇熱血澎湃，洋溢著欲以寶刀與惡魔戰鬥的豪情：

　　流盡了少年的熱血，

　　殲盡了人間的惡魔，

　　熱血流盡了，

　　惡魔的種子生長了，

　　惡魔殲盡了，

　　血紅的鮮花開放了！

　　熱血呀！

　　惡魔呀！

　　不能有一刻不戰爭呵！

　　臺靜農的少年意氣，由此可見。一九二五年，他初識魯迅，並在其指導下，與李霽野、韋素園等好友共組「未名社」，此後開始頻頻創作短篇小說，佳篇迭出。結集出版的《地之子》寫農民的苦難與困境，《建塔者》寫革命志士的志業與犧牲，皆是體認到民生疾苦，社會黑暗，於是分由「鄉土寫實」與「革命浪漫」兩種不同類型的書寫，投射身為文藝青年的「悲心」與「憤心」。他的小說修辭精鍊，風格沈鬱，深得魯迅賞識，兩人情誼亦師亦友。魯迅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收錄自己和臺靜農各四篇小說，是當時入選最多的兩位作家。在魯迅看來，「臺靜農是先不想到寫小說，後不願意寫小說的人」，然而一旦動筆，便不落俗套。因此，

　　要在他的作品裡吸取「偉大的歡欣」，誠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卻貢獻了文藝；而在爭寫著戀愛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能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於這作者的了。

　　以《地之子》中的〈紅燈〉為例，它敘述鄉間裡一位自兒子三歲起便開始守寡的母親，一心想為搶劫未遂而被處死的獨子超渡。她一貧如洗，連買幾張紙，糊件長衫燒給兒子都無法做到，唯一能做的，是找出兒子年節用剩的一張紅紙，做了一盞小小的紅燈，依照習俗，在中元節當晚悄悄將它放入河中，隨波遠去。兩眼昏花中，這位母親竟彷彿看見她的兒子：

　　得了超渡，穿了大褂，很漂亮，被紅燈引著，慢慢地隨著紅燈遠了！

　　這篇小說沒有「偉大的歡欣」，卻正是以悲憫之心，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為悲苦不幸的人生尋找出路。另一篇《建塔者》中的〈井〉，則是層層鋪排出地主與資產階級對於底層農民的迫害，促使敘事者憤然覺醒：

　　在海南革命的火燄正在光芒四射的時候，中原的革命正在觸機待發的時候，他忠誠地作了一個英勇的戰士。他以骯髒的腳步，邁進新的時代；他以泥土的手，創造全人類的新的生活！

　　從《地之子》的「悲心」，到《建塔者》的「憤心」，看似頗有轉折，其實未嘗不可視為一體之兩面。而〈井〉或許便可視為綰合兩者的線索：它聚焦於底層農民在地主壓迫下的不幸，父兄被欺壓而相繼亡故的敘事者於是毅然踏上革命抗爭之路，亦是理所當然。

　　北京時期的臺靜農除了文學寫作之外，先是在北大的研究所國學門旁聽課程，參與歌謠採集運動，收輯整理了大量的淮南民歌，於《歌謠》周刊上發表；兼任北大「風俗研究室」事務員，於民間歌謠、地方風俗方面多所留意。不止於此，他還隨同劉半農、陳垣、沈兼士等師長共同成立「北京文物維護會」，維護北伐後的北京古蹟古物；與莊嚴等好友共組「圓臺印社」，拓搨碑帖，兼治金石印刻。臺靜農日後治學，往往能在一般的文學研究之外，就民俗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等面向多所留意，同時兼顧金石之學，應與這些經歷不無關聯。一九三一年，他發表〈中國文學起原之研究〉，從歌唱、樂舞、戰爭、宗教及神話傳說等多方面去論析文學的起原；一九三六年於廈門大學任教時，「見上海《申報》圖畫特刊有所謂『蕃女杵歌』照片」，乃有〈從「杵歌」說到歌謠的起源〉之作，都是此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論述。

　　一九二七年開始，他經由劉復、陳垣兩位師長引介，先後在中法大學、輔仁大學任教。因授課所需，開始思考、檢討中國文學研究方法，撰寫〈中國文學史方法論〉與《中國文學史》初稿；而「中國文學史」也成為他畢生戮力為之的研究課題。一九二八年，臺靜農因未名社出版《文學與革命》而遭到逮捕，入獄五十天後獲釋。此後，他參與左聯，在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四年，又兩度被捕入獄，雖然後來皆無罪獲釋，但也因此屢次轉換任教的學校。輔大之後，他歷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廈門大學、山東大學教席，幾經輾轉，終因抗戰爆發，舉家遷往四川。

　　☆二

　　一九三八年秋，臺靜農攜同家小，顛沛入川，避難於江津縣白沙鎮，開始川中生活。戰亂之際，如何維持生計，實為一大問題。臺靜農於赴川途中，便先向教育部寫信請求登記戰區專科以上學校教員，入川之後，隨即被分派為教育部青年讀物臨時編輯，並短暫擔任大學先修班教員。他的《亡明講史》，即是為教育部所撰寫的「青年讀物」。一九三九年四月，國立編譯館為逃空難，由重慶遷到白沙，臺靜農受聘為編譯館編輯，自該年九月起任職。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他轉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直到一九四六年渡海來臺，總計在白沙度過八年歲月。

　　八年的時間雖然並不算長，放在臺靜農的學思歷程中，意義卻十分重大。他偶然結識陳獨秀，兩人時相往還，論學談藝，成為忘年之交。陳獨秀當時抱病撰寫《小學識字教本》，寄寓川中，資料查核不便，多由臺靜靜農代借閱圖書，親為校訂。再者，在此之前，青年臺靜農致力於新文藝寫作，學術論述，相對有限。然而任職國立編譯館期間，臺靜農負責社會史料整理工作，對於「漢代奴婢制度」與宋代的「文網」、「文禁」事件著力尤深。兩三年之內，寓目了大量的史料文獻與新出圖書，學術視野，自此陡然開展。他的〈南宋人體犧牲祭〉、〈南宋小報〉等論文皆於此一時期發表，〈兩漢樂舞考〉與〈兩漢書簡史徵〉的初稿的寫作，也於此時開始。〈兩漢樂舞考〉博引大量史志與詩賦中的記載，就兩漢各類樂舞的源流、發展進行全面性考述，並指出其中「優戲」與後世戲劇的淵源，自是厚積薄發之作。〈兩漢書簡史徵〉同樣以大量經史類書中的文獻記載為據，考察兩漢簡書的名稱由來、形制、用法，兼及帛書與紙書，為有關「漢簡」的研究發出先聲。只是，此文完稿之後，遲未發表，直到一九八九年才收入《靜農論文集》。據其〈附記〉所言，原因是，

　　原想看到漢簡實物，與之比證，以致擱置至今，未曾發表。然文獻資料大都盡於斯篇，或尚能供漢簡研究者之參考。

　　事實上，證諸現今新出土的漢簡實物，臺靜農的研究，幾乎大都與之若合符契。其治學的翔實與嚴謹，由此可見。這一時期所研探的各論題多超溢出一般的文學研究，所以如此，自當與在編譯館的工作有關。

　　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應是臺靜農文學書寫在這段期間所產生的轉變。臺的創作以新詩為起手式，以短篇寫實小說見重於文壇。寓居白沙期間，雖仍不乏小說、劇本之作，但曾經大力抨擊舊體詩的他，此時卻藉由此一詩體去抒情詠懷。這批詩作總名為「白沙草」，詩中多化用楚騷、杜詩詞語，或自抒情志，或感時論事，或寫離散流亡的戰時生活，詩風「鬱怒深沈」，又頗多冷寂森寒之境。臺時居黑石山，山上多梅花，梅花不畏風雪，經霜愈傲，長久以來，便是詩人自喻心志的重要象徵。《白沙草》第一首詩，即是題詠畫梅之作：

　　皁帽西來鬢有絲，天崩地坼此何時。

　　為憐冰雪盈懷抱，來寫荒山絕世姿。

　　「天崩地坼」之際，荒山中猶有梅花絕世而立，懷冰抱雪；其間寓意，不言可喻。此外，〈典衣〉寫川中生活清貧，不得不典當衣物以易米薪，即或如此，仍然「許國長懷稷契心」，亦為自明心志之作。另如〈滬事〉、〈乙酉冬馬歇爾來作迎神曲〉，則是感時論事。至於〈移家黑石山山上梅花方盛〉，既是白沙生活實況，也寄寓了離散思歸的情思：

　　問天不語騷難賦，對酒空憐鬢有絲。

　　一片寒山成獨往，堂堂歌哭寄南枝。

　　它與〈夜起〉（「大圜如夢自沈沈」）、〈孤憤〉（「孤憤如山霜鬢侵」）、〈乙酉歲暮〉（「歷劫灰飛鬢已秋」）等篇什，都以幽冷的意象、繁複的典故，為臺靜農的白沙歲月，投射出身處亂世的感懷與憂憤，並體現回歸古典傳統的書寫轉折。

　　不止於此，臺靜農還撰寫了不少雜文，由「讀史」出發，博引史料文獻，以「援古證今」的方式評議時事。這一系列雜文以「白沙讀史?記」為名，廣引野史雜說，頗多感憤激切之言。它始以〈士大夫好為人奴〉，終以〈紀錢牧齋遺事〉。系列文章之中，一再慨嘆的，是「歷史之重演」；念茲在茲並且痛心疾首的，主要是政權動盪之際，飽讀聖賢詩書的知識分子不但缺乏氣節操守，甚至還見風轉舵，醜態畢露。如〈談薙髮〉文末，臺靜農語帶譏諷，以微辭批評今之「猴冠」者忘其祖國；〈記錢牧齋遺事〉，則以〈附記〉明白表示：

　　今日的時勢，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和晚明相比，而比跡於錢牧齋者，卻偏有其人。

　　另一方面，他的〈關於販賣生口〉與〈關於買賣婦女〉兩篇文章，則是對於歷史上諸多身不由己的流人婦女充滿同情，並且痛加抨擊利用他們「發國難財」的投機分子。所以如此，自是因為眼見烽火遍地，國事蜩螗，避難江津的臺靜農書空咄咄，唯藉「讀史」以自排遣，滿腔的「悲心」與「憤心」，發而為「?記」之文，亦是不能自已。他之所以寫出〈「謝本師」周作人：老人的胡鬧〉，同樣是職此之故。

　　檢視臺靜農的文學書寫歷程，「雜文」與「舊體詩」少見於入川之前，之所以頻繁寫作於白沙時期，自當不是偶然。渡海赴臺之後，臺靜農不再寫作新詩與小說，這兩類卻持續不輟，成為他臺灣時期文學書寫的代表。而他的書法由王覺斯而改宗倪元璐，同樣是在這段期間，白沙時期之於臺靜農的轉折性意義，由此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