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明代春秋學歷來為文人所輕視，學者往往以此時期為歷代經學最衰微，最觀無可觀的時代，甚至直接認定無須進行研究，使得明代三百年來所積累的龐大文獻資料，只能無聲無息地躺在各大藏書機構中，供人憑弔懷古之用。筆者曾在南京圖書館調閱明代李事道《左概》、朱泰禎《公羊穀梁春秋合編附註疏纂》二書時，因此二書並未拍攝微卷，亦沒有複印件，故只能翻閱原書，此二孤本在歷經五六百年的歲月侵蝕，每翻一頁，書屑頻頻落下，深怕動作大一點，此孤本就盡毀我手。又在臺北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調閱明代《春秋》資料時，館員時常訝異地說，這批文獻自遷臺以來，你是第一個調閱的。這些筆者小小的記憶事件，或許也可以稍稍看出這一時代的經學研究在目前學術界所受到的輕蔑忽視，甚至是漠視的情形嚴重到何種地步了。故而筆者反思，這批龐大的明代《春秋》文獻，如果沒有一份目錄加以囊括整合，收到以簡馭繁的效果，殊為可惜。所以在本書研究期間，每查到一份資料，便一筆一筆的登錄，但變化往往超過計畫，沒有想到明代這一階段的文獻竟然多到超過我的預期，以致於這份目錄最後竟然編成一書有餘。當初筆者在進行《明代春秋學研究》時，本沒有規畫去處理這些散落各地的資料，但文獻探索逐漸累積到一定程度時，卻令筆者也無法置之不理，故而這部目錄耗費了大量的時間進行查訪，對於相關人物資料、書籍狀況都進行了交叉考證，其原因就在於明清許多地方志，甚至是現代的目錄，往往對其人或對其書並無進行複核，以致盡信書而偶誤。如明代以後至清代的藝文志，偶爾會參雜進宋代、元代， 甚至是清代人的著作， 像雍正《浙江通志》將鄭與曾《春秋列國記》歸於明人中，但實為宋人。《經義考》將黃智《春秋三傳會要》列於明人之中，亦為宋人。而現代坊間的《十三經著述考》也有此失，如汪泩《春秋比義集解》、丁步曾《春秋會解》、胡應蟾《春秋闡義》、王修通《春秋闡易》、饒鳳書《春秋聯珠》、應霈《麟經集解》、李峻《麟經指要》、畢茂昭《麟經紺珠經擷腴》、趙恒祚《春秋同文集》皆列於明人之中，但這些人卻是實實在在，毫無疑問的清代人。又如劉敞《春秋文權》、洪皓《春秋記詠》列在明人，但卻是宋代人。由此可見， 確實有必要重新檢視一番。再者，從數量上來看，《明史．藝文志》收錄有一百三十一部，朱彝尊《經義考》標明存世者一百五十七部，亡佚者四十四部，有書而未見者七十部，《四庫全書總目》收錄六十八部，但多是只存其目，真正收錄的也才二十一部。據筆者這幾年的鉤沉索隱，共輯得明代《春秋》著作一千一百五十七部，存世三百七十五部，亡佚七百八十二部， 這個數量相較於《四庫全書總目》來說， 館臣實際見到的文獻比例，佔不到整個明代著作的百分之六，如此其評價明代經學的可靠性似乎就有信度與效度的問題存在。



　　這一部《明代春秋著述考》歷經筆者數年的爬梳整理，但勞心勞力的結果，可能因這類書籍僅僅被歸類為書房案頭上隨手檢閱的工具書之流， 既少有學術成就，又無甚閱讀市場，導致永遠無法提供給學界利用，故藉此撰寫之際，一同公諸同好，亦不枉撰寫初衷。最後本目錄能完成，要感謝〔臺灣〕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國家圖書館、傅斯年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高雄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央大學圖書館、成功大學圖書館。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南京市圖書館、上海市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廈門大學圖書館、杭州市圖書館、重慶市圖書館、甘肅天水市圖書館等等，都為本目錄提供了許多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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