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60年，我寫好我的《何謂歷史？》六講之初稿的時候，西方世界受到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俄國和中國兩個重大革命的重擊，依然步履蹣跚。有著純真的自信和再自然不過之進步信仰的維多利亞時代，已經落在後面很遠了。世界是一個混亂、甚至險惡的地方。雖然如此，開始有跡象顯示，我們正開始從我們的某些動盪中浮現。廣泛預料，會隨二次大戰結束而來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並未出現。我們幾乎沒有留意到，大英帝國安靜地解散了。匈牙利和蘇伊士運河的危機，獲得克服，或者說，被淡忘了。蘇聯的去史達林化（de-Stalinization）和美國的去麥卡錫化（de-McCarthyization），是值得讚賞的進步。德國和日本已從1945年的廢墟中快速復原，經濟有了出色的進展。戴高樂（De Gaulle）統治下的法國恢復了國勢。在美國，艾森豪時期的陰影接近尾聲；充滿希望的甘?迪時代正要揭幕。事故頻繁的地方——南非、愛爾蘭、越南——問題還不迫切。全世界的股市交易急速發展。
無論如何，這些情況為樂觀主義的言辭和對未來的信仰，提供了某種表面上的正當性，也因為這一緣故，我的演講以1961年作為結尾。往後的20年，讓這些希望落空，也讓這種自滿受挫。冷戰以更強的強度重新開啟，隨之而來的是核子滅絕的威脅。遲來的經濟危機開始展開復仇，蹂躪著工業國家，將失業的積弊散布到整個西方社會。現在幾乎沒有國家能免於暴力及恐怖主義的敵對。中東產油國的反抗，轉變成對西方工業國家不利的力量。在國際事務上，「第三世界」已經從消極的因數，轉變為積極而又令人不安的因數。在這些情況下，任何樂觀言辭似乎都是荒謬的。災禍的預言家大獲全勝。灑狗血的作家和新聞記者勤勉描繪的大難臨頭畫面，透過媒體的傳播，滲入了每天講話的語彙。幾個世紀以來，世界末日的預言似乎不曾如此應驗。
然而，就在這一刻，常識喚起了兩個重要的保留意見。首先，雖然未來無望的診斷，據稱有無法反駁之事實作基礎，但它是一種抽象的理論建構。絕大多數的人，完全不相信那樣的診斷；而他們的行為，清楚表達出對此的不信。人們做愛、受孕，滿懷摯愛地生養小孩。於公於私，為了提升下一代的福祉，十分關心健康狀況和教育。新的能源來源，不斷地勘探出來。新的發明提升了生產效率。大批的「零星儲戶」投資了國家儲蓄公債、房屋建築協會，以及單位信託。對於國家建築文物和藝術文物保存，展現出造福未來世代的普及熱情。我想下結論說，提前滅絕的信仰局限於一群滿腹牢騷的知識分子，他們應為當前眾所周知的狀況負最大的責任。
這些全體災禍之預言的地理源頭，主要地——我想說，專門地——來自西歐及其海外旁系。我的第二點保留意見，與此有關。這並不會讓人意外。五個世紀以來，這些國家曾毫無疑問是世界主人。他們能夠似有道理地宣稱說，他們在野蠻黑暗的外部世界之中代表了文明之光。一個逐漸挑戰和摒棄這種宣稱的時代，非得引起災禍不可。發覺英國是騷亂的集中點、深刻悲觀思想的所在地，也同樣不會令人訝異；因為沒有別的地方，19世紀的輝煌與20世紀的乏味、19世紀的至高無上與20世紀的自卑，形成如此醒目而又如此痛苦的對比。這種心態已遍佈西歐以及——或許在較小程度上——北美。所有這些國家都積極地參與了19世紀的大擴張主義時代。不過，我沒有理由相信，這種心態普遍存在於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方面，無法克服的溝通障礙豎立起來了，而另一方面，絡繹不絕的冷戰宣傳，使得任何對蘇聯情勢的合理評估，困難重重。不過，沒有人能相信，在絕大多數人口必定意識到，不論當前他們有什麼抱怨，情況遠比25年、50年、或100年前要來得好的國家裡，會普遍對未來的絕望。在亞洲，日本和中國都以不同的方式，進到向前看的位置。在中東和非洲，甚至目前動亂狀態的地區，新興國家艱難地朝向未來，無論如何盲目，它們也相信未來。
我的結論是，當前這波懷疑論和絕望的浪潮，祇看到未來的毀滅和衰退，把一切進步的信仰，或者，人類的任何進步信仰，或任何進一步進展的期望，都摒之為荒謬，這是某種形式的菁英主義；是那些在安全和特權上已被經濟危機侵蝕殆盡之菁英社會集團的產物，也是那些往昔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支配遭遇重大挫折之中間國家的產物。這種趨向的主要旗手是知識分子，也即他們所服務的掌權社會集團之理念的信差（「社會的理念，就是其統治階級的理念」）。這裡談到的某些知識分子，其出身背景也許隸屬於其他的社會集團，但這無關緊要；因為，一旦成為知識分子，他們就被自動同化為智識菁英。根據定義，知識分子構成了一種菁英集團。
然而，在當前脈絡裡更重要的是，社會裡頭的所有集團，不論多麼有凝聚力（而歷史學家經常有正當理由把這些團體看做如此），都會產生許多的怪人或異議分子。這在知識分子中尤其有可能發生。我並非指知識分子之間在社會主要預想的共同接受之基礎上所進行的習見爭論，而是指對這些預想的挑戰。在西方的民主社會裡，祇要這類的挑戰局限於少數的異議分子，是會受到容忍的，而提出挑戰的人，不愁沒有讀者和聽眾。憤世嫉俗的人會說，他們受到容忍，因為他們人數不多，影響力也沒有大到有危害。40幾年來，我貼著「知識分子」的標籤；而晚近幾年，我逐漸自視為是思想的異議分子，也被視為是思想的異議分子。手邊就有一則解釋。我必定是極少數依然在寫作，雖不是成長於充滿信心和樂觀的偉大維多利亞時代的顛峰時刻，但仍受到其餘暉映照的一位知識分子。即使到今日，我都很難相信，世界已處於永恆的、無法挽回的衰落之中。在以下的篇幅裡，我試圖讓我自己遠離西方知識分子，尤其是今日英國知識分子當中的流行趨勢，以表明我如何且為何會認為他們走錯了路，同時，我要提出一種對未來的主張，這種主張即令不是樂觀的展望，無論如何，也是一種較明智、更平衡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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