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超越與實在：牟宗三的科學觀

自序

　　本書題為《超越與實在：牟宗三的科學觀》，是我寫中西會通四聖諦「苦、集、滅、道」的第一本。我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參與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之後，心中經常思考著一個問題：港台學術界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學派，唯有新儒家而已。為什麼新儒家對台灣的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似乎沒有產生任何影響？

　　新儒家的困境

　　1990年代中期之後，台灣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產生路線之爭，我發現：非西方國家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之所以未能獲得實質的建展，關鍵並不在於心理學自身，而是在於心理學者對於科學哲學缺乏相應的理解，因而下定決定撰寫《社會科學的理路》（黃光國，2001）。在閱讀相關文獻的過程中，我才發現：曾經獨立將康德三大批判書翻譯成中文的牟宗三，對於康德知識論的理解竟然有著「系統性的偏誤」！

　　這種「系統性偏誤」的產生，在於牟宗三為了完成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而不得不刻意對康德知識論中的核心概念作有系統的扭曲。再深入追索牟宗三這麼做的緣由，我們就可以看出中西文明的根本差異。這個差異正是華人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難以落實的關鍵所在。因此我下定決心撰寫這本書，仔細分析作為華人社會科學家「共業」之「苦」。

　　本書初稿完成於2021年。其後為了配合我自己的寫作進程，經過幾次大幅度的增刪修改，直到「苦、集、滅、道」整個書系接近完工，才能夠寫出這本書的定稿。因此，在說明本書的內容之前，有必要先對整個書系做簡要的介紹，以便讀者了解這本書在整個書系中的位置。

　　兩極化的學術評價

　　多年來，我始終主張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社會科學。在我看來，非西方國家的本土社會科學之所以無法獲得突破性的進展，其理由跟新儒家難以為繼一樣，在於對西方的科學哲學缺乏相應的理解。因此，我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撰寫了一本《科學哲學演化系譜》，仔細說明各種哲學思想之間的辯證性關係。將來《社會科學的理路》改版時，會將最後一章〈批判實在論〉調整為第一章，並在每一章之後加一段「文化反思」，說明它在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中的可能運用。

　　2018年8月1日，史學泰斗余英時院士辭世，海內外一片哀悼之聲。大陸學術界盛讚他是「中國學術第一人」，自稱跟他關係「情同師友」的龔忠武，卻公開發表兩篇長文，批評他是「海外買辦學人」。我原本是余院士的「粉絲」，存有許多他的著作。當時覺得十分好奇，一個真正的「史學泰斗」身後怎麼會有如此兩極化的評價？取出他的著作仔細看過，才發現龔忠武所言不虛。

　　雙重邊緣化的困境

　　1991年余英時教授曾經在夏威夷「文化反思討論會」上作過一場演講〈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其講稿的結尾部分感嘆：「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

　　在這篇講稿中，余英時（1991）從歷史學者的角度，檢視清末民初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激烈政治和社會變遷過程中如何被「邊緣化」，並在結論一節中指出：

　　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它上承文藝復興對於古典的推陳出新和宗教改革對於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中國「五四」後期所歌頌的「啟蒙」則是向西方去「借光」。這好像柏拉圖在《共和國》中關於「洞穴」的設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從來看不清本相。現在其中有一位哲學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務的本來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卻永遠沒有辦法把他所見的真實告訴洞中的人。

　　這個洞穴寓言非常貼切地指出華人學術界的根本問題所在。可是，仔細閱讀余院士的著作，我才發現：余院士雖然以那位「走出洞穴」的長者自居，可是，他的學術路線跟本書系主張的「文化系統」研究取向背道而馳。如果盲目跟從他的主張，根本不可能走出「雙重邊緣化」的困境，僅倒可能變成同一類的「買辦學人」而不自覺！因此我在《亞洲週刊》和《中國評論》上發表了一系列批評他學術路線的文章，並決定將這些文字收集成一本《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列於本書系的「滅」部。

　　朱子的價值世界

　　從本書系的角度來看，朱熹和玄奘是中國歷史上兩位十分重要的文化巨人。玄奘大師的《成唯識論》使佛教之義和儒家心性論互相結合，為漢傳佛教奠下扎實的基礎；朱子以其理學思想編訂《四書章句集注》，成為日後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然而，余英時晚期煌煌兩鉅冊的名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卻避而不談其「價值世界」。因此，本書系第四部分包含兩本書：《宋明理學的科學詮釋》和《玄奘與榮格：自性的探索》，前者聚焦於分析朱子理學的價值世界，希望能藉此走出本土社會科學之道。

　　為了幫助華人學術社群走出這種「雙重邊緣化」的困境，本書系堅持採取「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cultural system approach）；本書第一部分在敘說牟宗三對康德知識論作出「系統性誤譯」的時代背景之後，為了說明西方科學哲學中的核心概念具有內在關聯性，本書第二部分「科學哲學溯源」，追溯西方科學的根源，析論畢達哥拉斯所創立的學派，和柏拉圖學園形塑出以托勒密「地心說」作為核心的「知識型」。

　　康德的「啟蒙」與「遮蔽」

　　依照傅科（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詞與物》（1966/1970）一書中的說法，所謂「知識型」（episteme）是「使知識成為一定思想形式的歷史」，它處理必然的、無意識的和匿名的思想形式，它是「歷史的先在」（historical a prior），「在一已知時期，在總體經驗中劃定知識領域的界線，定義該領域中之對象所顯現的存在模式（the mode of being），以理論的方式界定人們每日知覺並視之為真實事物的條件」。「知識型」是思想的基底，在一特定的時代中，它是潛藏在所有人類知識傾向底下的心靈超結構，是一個類似「先驗歷史」的概念格架。

　　從西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到第十五世紀，鄂圖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這長達千年的「中世紀」，基督教徒在第十一世紀發動的十字軍東征，將古希臘文明帶回歐洲，和篤信「三位一體」的基督教信仰互相結合，種下歐洲「文藝復興」的契機。十五世紀，第谷的天文學觀測和克普勒的「天體運行說」則為歐洲的「黑暗時期」帶來了曙光。

　　牛頓所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問世，象徵著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結束；康德哲學的完成則代表歐洲啟蒙運動的開始。康德可以說是當時歐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知識論繼承了歐洲哲學「二元論」的核心理念，成為後來科學哲學的主流。一個文化系統的最大長處，往往也蘊藏著它的最大短處。康德他在著手寫《認識心之批判》之前，先完成一本小書《通靈者之夢》，他的知識論將歐洲文化中的「理性主義」帶上了最高峰，同時也排除了所有的傳統形上學，對於人類心性的理解，造成嚴重的「遮蔽」。

　　「有機論」與「機械論」的對比

　　本書第三部分說明：《易經》是中華文化的根源，《易經》的「陰陽氣化宇宙觀」可以溯源至河圖洛書。在這樣的宇宙觀中，「太極」是「體」，大易哲學中的「象、數、氣、理」則為其「用」。道家以「體知」和「觀復」的方法探索外在世界，產生出李約瑟所謂「有機論」的科學，跟西方近代「機械論」的科學形成明顯的對比。

　　然而，單只用「有機論」和「機械論」來區分中國傳統科學和西方近代科學的不同，並不足以讓我們看出中國文化發展的內部動力。因此，本書第八章以較長的篇幅，回顧天文學和曆數在中間的發展史。以之與本書第二部分互相對照，則可以看出《周易》文化「廣大悉備」而又「漏洞百出」的缺點。

　　不論是從《宋明理學的科學詮釋》看儒學的發展，或是從本書看天文學和藥理學的發展，整體而言，中華文化發展的四大方向，都是由追求形而上的「道」，轉向追求「理」，亦即在追求客觀的知識體系。為了要達成這樣的目標，中國傳統的「體用觀」是有所不足的。

　　然而，追求「內在超越」畢竟是中華文化傳統的最大特色。本書第九章追溯《本草綱目》的起源，說明朱熹著《周易參同契考異》，將通靈現象解釋成「精神之極也」，「非鬼神之力也」，然後析論王世貞著〈本草綱目序〉和《曇陽大師略傳》，寫曇陽子「跨龍升天」的故事，跟康德所作的《通靈者之夢》，正好成為理解當時中、西兩種文化系統的極佳範例。

　　徐復觀的學術觀

　　本書第四部分「體用觀與外在超越」指出：牟宗三的老師熊十力是中國傳統「體用觀」的繼承者，他綜合大易哲學和印度佛學寫成的《新唯識論》，是「援佛入儒」的代表性著作；而「內在超越」則是新儒家為了解決「中西會通」的困難，所提出的對應性概念。由這個概念所引發的爭議，可以看出「中西會通」的困難所在；由華人學者對翻譯「先驗」和「超越」的猶疑，則可以看出中西兩種文化系統的根本差異。

　　第十二章「無限智心」及其「自我坎陷」的文化反思進一步說明：牟宗三企圖以「中哲化西哲」的進路傳承儒家，其整體論述所產生的內在矛盾。針對這樣的問題，本章刻意引用徐復觀的學術觀，對於港台新儒家的學術路線做較為深入的反思與批判。徐復觀早年從政，曾經當過國民黨蔣委員長侍從室的核心幕僚，深受熊十力器重，國民政府撤守台灣之後，決心轉向學術發展。他嚴厲批判其新儒家前輩偏好建構形而上學思想體系的學術路線，主張「形而中學」，並肯定朱子理學的發展方向。

　　徐氏的學術觀跟本書系主張的文化系統研究取向不謀而合。具體而言，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採取的「哲學進路」，及其老師熊十力採取的「玄學進路」，留下了許多未解的難題，必須用傳承儒家的「科學進路」來加以解決。因此，本書後一章特別引用《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一書中所建構的「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重新詮釋牟宗三所說的「無限智心」和熊十力所說的「性智顯發」，藉以說明：儒家文化必須吸納作為西方文明之優長，以西方的科學哲學為基礎，將自己的文化傳統建構成客觀的知識體系，如此才有可能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術傳統，完成牟宗三（1988）「三體並建」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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