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黃春蘭的逆襲人生：遲來的遺書

序幕

相親那一天

　　「妳想出國嗎？」她望著窗外，正是烈日灼身的盛夏，天邊一抹灰白的蒼雲，彷彿是午後雷陣雨的前兆。在眼前這位只是第一次約會的相親對象前，她隱忍的情緒就如同窗外的天空。

　　她當然想，是朝思暮想般的想。從進入東海大學化學系時，她就開始加強英文，準備留學考試。更在畢業前取得赴美的全額獎學金，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按照入學許可，她應該要在1975 年9月到西密西根大學報到。她還記得在雀躍著整理行李時，母親給了她一個照片夾。相片中那位文質彬彬的先生，是她素未謀面的父親。這是有生以來，母親第一次讓她感知到，所謂「父親」的存在。在此之前，她對父親的印象，只是祖父在她耳邊的細語，說她的父親因案而死。那時她剛成年，準備離家上大學。儘管她想要追問，她的父親是誰？是因為什麼案件而死？但祖父不願多談，母親也只會用那句從小聽慣的口頭禪回應，「囝仔人有耳無嘴。」小孩子可以聽大人講話，但不要多嘴。

　　父親在她出生不久後就過世，從小她就在祖父和母親的庇護下成長。她在位於高雄路竹的祖父家成長，把成片的三合院聚落當玩耍的天地，不時還追著附近糖廠的小火車。母親為了她及兄姊的教育，搬到台南市區，自己卻要每天搭最早的火車，到路竹國小任教。身在單親家庭，家中三兄妹只靠母親一份薪水過活。所幸靠著慈母勤儉持家，換得一家溫飽。兒時的她總是看著母親拿著親戚送來的舊衣，改成三兄妹適合的尺寸。儘管生活拮据，母親在她面前，卻從沒有一句對生活的哀嘆，只是希望她努力讀書，如同大樹般成長茁壯。

　　她從沒體會過母親承擔的壓力，不僅是經濟的重擔，更龐大的是全面的政治監控。母親屢次調職不成，出國的一言一行都要撰寫報告。她是家裡最小的女兒。她不像大哥，曾見證幾近抄家的搜索；也沒有像姊姊一般，對調查全家行蹤的管區員警感到不耐而回嘴。直到她歡天喜地的收拾行李，準備要展翅飛越太平洋的那一天，世界在她眼前崩潰，她變成了折翼的天使。

　　她一直得不到出國許可，儘管她幾乎像每日請安般跟旅行社聯絡，旅行社也只能告訴她不明所以。即使想要關說請託，她也不知道該從何下手。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裡，生活只剩下隨著日升日落、呼吸睡覺，唯一讓她覺得活著有希望的，是掐在手中的信件。那是來自西密西根大學校方的問候，告知校方可以再為她的全額獎學金延長一學期。但隨著出國許可杳無音訊，她眼裡的希望也漸漸隨之湮滅了。她只能猜測，原因來自那張相片中，因案而死的父親。

　　在生命如同槁木死灰之際，同學引薦她認識成大化學系的系主任，這位本省籍的系主任恰好是她表哥的大學同校同學。剛好系上正缺一位儀器分析的助教，在系主任認可下，她決定接任此一助教職位。她得不到出境許可，留學夢碎後，她就知道，自己無法全然掌控人生。無論多麼努力，也無法掙脫如同天羅地網的監控後，她覺得人生百無聊賴，只盼嫁人、覓得歸宿。

　　當時，先前安排她擔任助教的系主任已經卸任，換上一位外省籍的系主任，曾以讓雙方都方便的理由，建議她加入國民黨。這位系主任接著介紹了她眼前的相親對象，是位趁著暑假、從美國短暫回台的留學生。兩人在初次相見後，安排了今天這場約會。她揣想著，對方如此詢問，目的是要探詢她的意願，是否願在交往結婚後，長留美國。這是她人生唯一一次，必須要口是心非。因為，她實在無法向對方坦誠，自己因為已逝父親的案件，出不了國。

　　「所以，春蘭小姐，妳想出國嗎？」她覺得喉頭有點乾澀，喝了口桌上的開水，水杯映照出窗外的傾盆大雨，雨聲正好可以掩飾她故作姿態的乾咳。儘管她想壓抑情緒，卻聽到自己的回答是如此得生硬。「我－不－想－出－國。」就在此時，她的唇齒因被富含礦物質的水份所滋養，而得到了生命力，讓她能打起精神，面對明天。她忽然鬆了一口氣，甚至覺得這杯水的水質應該不錯。

　　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跟對方道別，她只記得雨後的天空澄澈蔚藍，襯著連綿的行道樹，勃發著綠意盎然。這些根深葉茂的大樹，讓她想起在祖父家度過的美好童年，那時她常跟玩伴在樹上玩耍。爬下樹後，撲到祖父與母親懷裡時時，又像大樹般庇護著她。那時的她，才三、四歲，常穿著內褲到處亂跑，當然也不知道，是祖父與母親雙手搭起的屏障，才為她阻擋烈日灰雲。

　　在她出生前，父親黃溫恭赴日本習醫。畢業後，黃醫師曾到滿洲國就職，戰後回到故鄉開業、擔任基層醫師。在二二八事件中，他目睹國民黨治下的腐敗與民不聊生。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中敗退，帶著大批軍民撤退來台。當時以紅色為象徵的共產主義席捲世界，在這股浪潮滾滾而來時，黃醫師帶著對紅色中國的嚮往，經人介紹，加入共產黨。他期待透過政治與社會運動，驅趕國民黨，為台灣人民帶來美好的生活。

　　然而，歷史卻在這時閃了腰。韓戰在1950 年爆發，美國決定支持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對抗共產中國。國民黨在得到靠山後，為了穩固在台灣的統治，以維護國家安全之名，大舉肅清左派人士，同時也牽連許多無辜的市井小民，一九五零年代成為了戰後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黃醫師在1952 年，因「台灣省工委會燕巢支部案」爆發，自首入獄。經審訊後，他坦承加入共產黨，並寫下自白書。他原本被判處十五年徒刑，卻在執行前，改判死刑。在槍決前，三十三歲的黃醫師寫下五封遺書，其中一封給還來不及謀面，才五個月大的小女兒春蘭。但是，春蘭卻要走過大半的人生後，才知道這份遺書的存在。

　　在黃醫師過世後，黃家親眷一直遭受情治單位的監控。這種無所不在的監控，貫穿整個戒嚴時期。直到1990 年代，台灣邁向民主化為止。春蘭在成大擔任助教期間，系主任曾被警告不該聘用她。即使到了解嚴後1992 年，她在爭取高雄海洋專科學校教職時，還是差點拿不到聘書。

　　在日後的人生裡，春蘭忘記了這位相親對象的存在，因為她的人生伴侶已經在未來的轉角處等她了。幫她想起來的，是台灣民主化的成果。2020 年，她接受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的邀請，查看她和家人遭監控的檔案。其中一段紀錄顯示，她曾表達不想出國的意願。她拉著陪同翻閱檔案的姊姊，說哪有這回事。當時全家上下、周遭親友，誰不知道她多麼想出國留學。忽然，她的後腦如遭雷擊，回想起那個相親的下午。那是她人生唯一一次，口是心非地表明不想出國。這時，她才知道，原來那位留學生，是情治單位的眼線。以相親為名接近她，對方早已知道她遭受監控，得不到出國許可，那次是要探詢她的動向。

　　她想起這次來台北翻閱檔案的路上，中正紀念堂仍高高聳立。台灣已經完成民主化三十多年了，蔣中正這位獨裁者的巨型雕像仍安坐其中。就是他，在一念之間、僅憑個人意志，奪走父親黃溫恭的性命。2007 年，中正紀念堂舉行「再見，蔣總統」展覽時，她的堂妹發現了父親的判決書。判決書以工整的楷書寫明「黃溫恭以曾據自首處徒刑十五年」。判決書左上角，卻出現蔣中正用筆輕揚、宛似遊玩的手寫批示「黃溫恭死刑，餘如擬」。這個批示沒有新的法律依據，也沒有註明任何理由，證明黃溫恭罪及死刑。黃春蘭的父親就在1953 年五月二十日在馬場町遭槍決。

　　在堂妹發現這份決定父親生死的判決書後，春蘭的女兒張旖容進一步發現黃溫恭在槍決前留下五份遺書，分別留給妻子楊清蓮、小姨楊銀杏和三個兒女黃大一、黃鈴蘭與黃春蘭。這五份遺書在當時沒有送達家屬手中，經過半世紀，黃家家屬開始向政府申請返還這五份遺書。然而，政府初始以這些遺書是政府檔案為由，拒絕歸還正本。

　　在漫長的申訴過程中，母親楊清蓮在等不到遺書的遺憾中過世。在父親給母親的遺書中，父親腦海中總是浮現著嬌笑的母親。而在給春蘭的遺書中，父親要來不及謀面的小女兒原諒她。在父親槍決前，母親將兩張照片送入獄中。父親只能靠著這兩張照片，想像著獄外無緣相見的小女兒。一張照片是缺了父親的全家福，照片中春蘭才剛滿月，在母親懷中酣睡，渾然不知親生父親已然下獄。另一張照片中的春蘭才五個月大，睜著一雙清亮的眼睛，像是在盼望著什麼。當五個月的女嬰，成為六十歲的黃教授後，她收下遺書的當時，哭得就像哇哇墜地的嬰孩。在那一刻，她才感受到父親的愛。

　　在取回遺書時，黃春蘭已經成為大學教授很多年了。此後，她在課餘開始參與各項人權推廣活動。她站在台前，娓娓道來家族的政治受難經驗，希望透過個人的見證，讓社會大眾了解威權體制之不義，是如何箝制個人自由。更希望未曾經歷威權統治的新生代，能了解民主政治之可貴。

　　除此之外，她也和跟有相同背景的政治受難家屬聯繫，交換彼此的生命故事，這才發現，她在台上演講的自信，不是渾然天成，而是有幸身為黃家人。大部分的受難家屬在父親因案身亡或長年繫獄後，跟她一樣，遭受全面監控，求學就職，處處碰壁。更悲慘的是，因家中頓失經濟來源，子女飽受貧病所苦。昔日受難的父兄曾是各界菁英，但後輩卻淪落社會邊緣。即使在台灣已經進入民主化的今天，許多受難家屬仍不敢披露自己的際遇，更遑論走到台前，以親身經歷，當作人權教育的素材。

　　她是如此不幸，出生即喪父。父親的犧牲沒有換來她的安穩，反而讓她成為黨國體制禁錮的籠鳥。從留學、相親、求職，無一不處處將她逼入絕境。她卻又是如此幸運，祖父在父親過世後，不像其他受難家屬，會責怪媳婦是剋夫的掃把星，而是全心疼惜孤兒寡母。母親為了讓她接受更好的教育，從路竹鄉間遷居台南市區。在祖父的主持下，家族成員從不因父親的殉難，對母子四人另眼相待。反而雙手交纏，為一家四口，撐起如同連綿大樹般的樹蔭，庇護著他們。她就如同雛鳥般，在樹間成長。大樹為她將烈日化為暖暖春陽，照耀著她成長。茂密的枝葉抵擋著烏雲密布、暴雨驚雷，並將之轉化成滋潤她的點點雨露，讓她的羽翼日漸豐滿。隨著戒嚴體制逐漸被衝撞，她趁機突破牢籠，成功橫渡重洋，完成留學之夢。

　　從那一刻，她才覺得自己可以掌控人生。在那之後，她成為戰後國內第一代培養的博士學者，在現今的高雄科技大學展開學者生涯。根據本土環境需求，進行高雄地區乃至全國的水質調查。她的研究，見證了高雄地區三十年來水質的變遷。她還記得，初抵高雄時，迎接她的是刺鼻的臭味跟滿街的賣水攤位。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連生命力強韌的吳郭魚，也無法在前鎮河裡存活。當時的她，實在很難想像市民能享受漫步河濱的一日。

　　從教職退休後，她有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可以參與人權推廣活動，甚至投入相關主題的現代舞劇和電影演出。在她翻閱監控檔案的2020 年，戒嚴體制彷彿已是歷史的塵埃，卻仍飄浮在空中。捷運中正紀念堂站、散布全台的中正路，隨時提醒著她，槍決她父親的獨裁者之名無所不在。在今日的地球上，不是只有北韓、中國這種專制國家，才會存在這種現象嗎？

　　她把監控檔案闔上，走出促轉會的大門，眼前是林蔭遍布的恬靜社區，與她起伏的思緒成為劇烈的對比。今天是台北入秋後難得的晴天，幽微的陽光從茄苳樹的間隙灑落，風吹起她腳上的葉片，閃出金光，讓她想起南方天空下的樹葉。她的故事，要從這幾片樹葉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