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人的城鎮化：中國城市的發展、勞動市場和教育

中文版序

　　對於一位長期生活在美國大學裡的人來說，以英文書寫中國一直是不小的挑戰。從2000年代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博士開始，我就已清楚意識到西方學術界從過去的被殖民國家獲得資料推進個人學術生涯—甚至直接支持帝國主義計畫—的不光彩歷史。當然，這個問題並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但是政治和方法論上的兩難一直充滿在我的研究取徑之中。從2004年在中國南方做田野調查，我就全身投入帶有入世（practically-engaged）的知識工作。在早期的計畫中，我與廣東的勞工NGOs密切合作，仔細聆聽工人和組織者在打造權力和推進現實利益時所面臨的挑戰。2000年代後期，我和官方工會裡的政策制定者和改革者建立關係，努力推動與美國工會的合作，並和關心廣大底層農民工的困境以及跨國企業對工人剝削的中國學生一起組織研究計畫。在這些不同的計畫中，我努力讓自己和研究幫助那些極力爭取中國社會更平等也更公正的人。

　　2000至2010年代初，中國的公民社會和學術界許多人都曾熱烈合作，試著強化帶有實踐性質的勞工研究，但國家從頭到尾並不樂見此事。事實上，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我與中國勞工組織和學者的合作空間就開始迅速萎縮。因此，當我聽到自己2014年出版的《叛亂的陷阱：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勞工政治》（Insurgency Trap: Labor Poli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一書被禁，其實非常失望（雖然不是那麼意外）。我正是在這種政治和學術壓制日益嚴峻的環境下從事田野工作，最終寫出各位手上這本《人的城鎮化》英文版。儘管我偏好「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但我在這個計畫初期就了解，以當時的政治環境來看，這項研究不太可能在中國產生實質影響。

　　當然，本書在臺灣出版也無助於改善眼下的情況。我也深信本書中文版在中國會遭到查禁，臺灣的出版社也無法改變這項現實。儘管如此，基於以下理由，我仍然非常高興看到本書中文版的問世。

　　首先，雖然無法通過中國官方管道購買，但我仍樂觀地認為本書會在中國悄悄傳閱。雖然審查制度相當嚴格，但不能完全阻止書籍在個人之間流通；雖然中國不能成為本書的「市場」，但我對於學術界和公民社會中的少數關鍵人物可以拿到本書而感到興奮。無論如何，學者總是在為少數但積極投入的讀者寫作，我很樂觀地認為，比起英文版，中國有一些人肯定更有可能閱讀本書中文版。

　　其次，我很高興能讓更多的臺灣和其他華語讀者看到這本書。生活在東亞的人都明白，中國在這塊區域影響巨大。我們對於中國的了解往往被地緣政治與方便消化的媒體敘事所掩蓋。我希望讀者進一步了解中國老百姓所面臨的掙扎之後，能夠更深入了解中國的社會紋理，或許也更能與那些在中國遭到排斥和剝削的人站在一起。雖然我不認為單純讓其他國家的人民通情達理，就必然可以使國際關係更為平和，但我確實認為如果不清楚掌握中國內部社會的問題，就無法解讀中國的外部行為。在中國越來越自信的時刻，這是許多亞洲人應該感興趣的事。

　　第三，我發現翻譯著實是一段知識激盪的過程。譯者很精鍊地把我的英文譯成中文，而我也對最終的翻譯成果感到滿意。但是讀者不應忘記，本書許多內容最初都是從中文翻譯過來。數不清的政府政策、官方文告以及田野報導人說的一字一句，起初都是中文，再由我譯成英文。為了本書中文版，我不得不翻閱訪談的逐字稿，找出引文，才能在中文版呈現原話。這個過程不斷提醒我，有些受訪者表達的意思肯定會在翻譯過程中流失，而他們說的話如果以原話呈現，往往更具感染力。雖然本書英文版中的一些概念在中文版可能顯得生硬，但是比起英文版，田野報導人的話語在中文版表現得更強烈、更準確。我在英文版必須對農民工的一些說話方式加以潤飾，但是在中文版之中，我基本上保留原話未做任何的變動。我希望這樣做能夠傳達一種意義，還有與受訪者之間的社會親密性，這是英文版之中所無。

　　我想再稍微談談如何定位本書對美國學術界的理論貢獻。近年來，美國學術界和行動主義者對於「種族資本主義」（racial capitalism）的理論產生濃厚興趣，例如種族等級制度的歷史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如何聯繫在一起。雖然這類文獻的發展帶來很大的好處，但我始終認為它無法把歐美帝國範圍之外的社會變動理論化。我並未質疑歐美帝國對於非洲黑人的奴役還有對土著的剝奪，可能是全球資本主義發展最重要的社會事件。然而，種族資本主義的文獻不太探討日本帝國在亞洲內部的殖民主義，更不用說中國、南韓和臺灣的資本主義快速發展，而這些當然都發生在後殖民時代。美國學術界聚焦於反黑人反原住民壓迫，認為這是西方資本主義積累重要的社會分化，根本就無法解釋東亞的經驗。

　　尤其是本書第二章和結論，我提出一個開放的問題，試圖推進種族資本主義理論：少了歐洲的殖民擴張，我們如何理解中國的社會差異與資本主義增長之間的關係？我的答案指出，在中國，農民一直是經濟成長過程中被抹除人性和犧牲的那群人。對中國人來說，因居住地而形成的社會等級制並不特別令人驚訝。但對西方讀者來說，強調非種族形式的社會差異是資本主義社會學很關鍵的一環可說極為重要，在東亞尤其如此。以西方的種族輪廓來看，來自河南農村的人和北京人的差異會被抹平，因為兩者都被稱為「中國人」。我的目標是要證明在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因為居住的地理位置而帶來的社會排除和剝削，類似於種族主義在歐洲殖民計畫中所扮演的角色。

　　隨著種族資本主義理論的發展，西方學術界近年來尤為關注種族主義、資本主義和移民之間的關係。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邊境的軍事化問題，特別是美國南部邊境和地中海地區。由於中國接收的國際移民有限，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這些討論之外。儘管如此，我撰寫本書的目的是要說明西方與邊境和國際移民控制相關的治理體系，事實上在中國國內出現內部化並直接針對自己的人民。儘管兩者之間有明顯差異，但拉丁美洲非法移民在美國可能面臨的各種剝削，類似於中國境內從農村往城市的移民所經歷的事。這也是我希望讓西方學者理解中國的另一原因，同時利用中國的個案提煉在西方形成的理論。

　　本書的研究在2017年告一段落，從那時起的數年發生激烈的變化。最重要的是，城市如何管理流動人口的問題因新冠肺炎而令人瞠目結舌。雖然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的許多事蹟都讓人吃驚，但事實上，我在書中已整理出一些流動控制的體系，這套體系後來在「動態清零」階段都獲得採用，透過恐怖的手段達到目標。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看到城市裡的農民工無法取得各項服務，甚至被迫忍受長期的封控，特別是疫情封控放開前的2022年。在上海、廣州、鄭州等地，工人的工作安排被迫進入「閉環」、無法離開工廠的農民工出現大規模抗議和騷亂。實施閉環時，政府往往不能為這些農民工提供足夠的食物或藥品，也造成工人整天對自己的健康提心吊膽。毫無疑問，在2022年封控期間，中國的城市居民也遭受巨大痛楚，但農民工面對的生命政治控制，顯然更暴力也更嚴厲。這種專制的控制體系，還有取得社會保護的管道不平等，從我2010年代以來的研究就已顯而易見。因此，中國流動人口遷徙自由的問題仍然與出版本書英文版時一樣迫切。

　　對於本書得以在台灣出版中文版，我要特別感謝林宗弘。2022年12月到臺北訪問時，我跟宗弘說我想要出版本書的中文版，問他有什麼看法。讓我驚喜的是，他把這件事攬在自己身上，聯繫可能有興趣的出版社，並申請一筆經費支持翻譯工作，我發自內心感謝他對此事的努力及付出。我也要感謝江淮精彩的翻譯。當我在校訂中文版時，時常讚嘆於他把充滿挑戰的文句譯出精準的中文。我也曾做過翻譯，完全明白他要付出多大心力才能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我由衷感謝他的努力。

推薦序?? ?

中國城鎮化與教育不平等研究的新經典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近年來，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化與社會不平等的局勢持續引發關注，然而相關著作數量有限。傅青山（Eli Friedman）教授的專書：《人的城鎮化：中國城市的發展、勞動市場和教育》，是其中一本理論架構完整、田野調查又深入的經典之作，在英文版出版之後備受好評，繁體中文譯本面世更將造福全球的中文讀者。此外，本書的學術視野與田野研究成果，補充了目前中文世界裡中國研究的空白之處，因此別具啟發性的意義。

　　中文世界裡中國研究的限制

　　筆者認為台灣的中國研究社群當中常見三種觀察視角，首先是有關中共高層精英的威權制度變化與政治鬥爭研究，對於掌握精英關注的政策動向有一定的重要性；其次是接近中國公民社會底層的質性研究，從田野調查關注特定議題，包括工廠、社區、非政府組織、政教關係、性別與家庭議題等，這些研究者也常接觸社會抗爭；第三類研究涉及到兩岸關係，例如台灣人在中國，包括台商、台灣企業幹部、台師與台生等，或是中國人在台灣，如陸生與陸配的研究。前述三種視角當中，除了第二類少數例外的傑出作品，如吳介民的《尋租中國》具有整體架構，通常欠缺對中國社會不平等之再生產領域的田野調查與深入研究，台灣學者要體會中國農民與工人階級的生活處境並不容易。

　　至於在中國的社會學界，階級與教育不平等的量化研究相對主流，不過這些模型很容易得到相同的結論，即戶籍制度下的城鄉差距是造成中國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其缺點也很明顯，即是對城鎮化政策複製不平等的政治起源與制度過程視而不見。雖然質化研究方面不乏「農民工」子弟學校與留守兒童的優秀民族誌，出版之前卻受到中共政治干預學術審查的影響，雖然呈現教育不平等，卻無法對制度進行批判。我有一位研究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朋友曾收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審查員評論，因而大幅修改博士論文內容。

　　中國的階級複製：精英與底層的教育現場

　　最近有關中國教育不平等複製的幾本重要譯作問世，相當值得推薦與互補，例如台灣學者姜以琳的作品《學神：中國菁英教育現場一手觀察》（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其研究北京精英中學的師生互動過程，學生自行建構出學神、學霸、學渣等標籤，最後把這種社會不平等合理化並內化為全球精英的世界觀。當然，這是中國教育體系的頂層，北京的重點中學裡其實見不到任何一個農村學生。

　　相對於學神的一端，讀者若想要理解中國社會底層民眾，他們的家庭與小孩究竟遭遇何種學校體制與教育品質，本書無疑是探討中國「農民工」子女受教情況的最佳書籍。其中的農村移工在城市裡薪資偏低、備受剝削、無法照顧好子女，也很難協助學校教育，許多學校的位置設在大都會邊緣即將拆遷的老舊村舍，基礎設施與教學品質低落，最後難逃被市政府強拆的命運。

　　不平等的城鎮化：戶籍制度在中國的重要性

　　本書與這篇序文都使用「農民工子弟」一詞來陳述書中主角。所謂「農民工」，是有中國矛盾特色的用詞，在中國毛時代建立的戶籍制度下，全國人口被區分為農民戶口與非農戶口兩種類型以實施計劃經濟，將農民集中到生產隊與人民公社，將其農村剩餘糧食搜刮到城市的國有重化與軍事工業的就業人口，且為了防止農民脫逃到城市，更建立收容遣送制度。一直到2003年，中國公安或城管都可依法取締外來或農村戶籍人口，並拘留或遣送。所謂「農民工」，原指這群在城市做工卻只有農村戶籍的人，後來也被指稱一般非本地戶籍外來移工，因為子女不在戶籍地就沒有公共教育預算，只能讓小孩進入私立（民辦）學校，農民工子弟學校應運而生。

　　傅青山教授擴展傅柯（Michel Foucault）講稿中呈現的生命政治理論，說明國家操弄政治與制度以達到既利用又排除「農民工」人口的效果，並且將之稱為及時回應（Just-in-time）的城鎮化機制，即地方政府透過操弄落戶與排除的政策，保留可以繼續產生經濟剩餘與稅收的勞動人口，但拒絕承擔他們的家庭與子女再生產的成本，當然這些城市幹部在勞力短缺或房地產價格下降時，也會放寬戶籍政策，如此即可使地方政府稅收極大化與支出極小化。但這種城鎮化策略的代價就是逆向分配的福利國家，城裡人持續成為有文化的「高素質人才」；「農民工」與其子女則是沒文化的「低端人口」，難以向上流動。除了釐清城鎮化的政治之外，本書也詳細描繪學校內的師生與家長互動，顯示農民工無法協助教育子女，反倒是農民工子女學校占多數的女性教師成為家庭照護機制。

　　從城市到資本主義帝國的歷史比較

　　除了傅青山教授的經典著作之外，筆者與洪人傑、曾浴祺博士刊登於《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論文〈保衛新長城：中國戶籍改革與公共服務的政治學〉(Guarding a New Great Wall: The Politic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s and Public Provision in China），則從歷史制度論提出類似分析，認為中共統治精英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政治利益分配格局，包括國有企業職工與城鎮人口等城市既得利益者對改革政策的抵制，決定了戶籍改革與城鎮化的邊界。筆者曾跟傅青山教授開玩笑說，我們替他的新書寫了一個很長的歷史註腳。

　　不過，傅青山教授的學術視野不僅於解釋中國城鎮化政治學的歷史變化。他在本書結論中提出跨帝國比較的觀點，認為十九世紀歐美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是外擴性質的，以新領土與人口作為獲益與剝削的邊界，因此會建構出種族主義的不平等結構，中國則是內捲性質的資本主義，即便有少數民族與邊疆資源但比例很小，因此只能在漢族之內建構空間剝削的戶口等機制。這是獨創的學術啟示與對中共體制的批判，當然也很難在中國出版。

　　中國研究的田野與出版困境

　　2010年左右，我跟傅青山教授都還是初出茅廬的中國工人研究者，在國際會議與珠三角工人組織相遇，也認識他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的母親Ellen老師。他的第一本著作《叛亂的陷阱：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勞工政治》（Insurgency Trap: Labor Poli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是中國工人抗爭的經典，他認為中國已邁向資本主義經濟，但在中共控制全國總工會的情況下，工人只能採取分散式的衝突來爭取權益，難以形成集體協商或福利國家體制。我曾邀請他到中央研究院等處巡迴演講，後來他開始研究農民工子女學校，我則在四川地震災區進行調查，2017年之後中國對公民社會與學術研究的管制日趨嚴格，他的家人也受到國安關心，我們都很擔心這些田野經驗將是對中國底層的最後一瞥。

　　因此，當傅青山教授告知有意願在台灣出版中譯本之後，我相當興奮，透過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協力，積極地聯繫臺大出版中心，終於促成本書出版，並且推廣到華語世界。雖然我不是作者，能提供一點協助也感到與有榮焉，自願以這篇推薦序畫蛇添足，至少希望能點出本書在這個時代出版的珍貴性與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