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天——距六四事件發生不到一年──我自英國牛津大學返回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從事當代西方哲學的研究工作。那時的我,心態真可用「春風得意、躊躇滿志」來形容。當時,我被視為「牛津學成歸來的學子」、「世界知名哲學家達米特(Michael Anthony Eardley Dummett)的弟子」,被學界前輩和同道寄予厚望;歸國不久,我通過了特殊的考試和成果評議,破格晉升為副研究員,成為本所最年輕的具有高級職稱的科研人員;此外,我還是當時國內頗具影響力的民間學術文化團體《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核心成員。也就是說,不論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我都被視為是大有前途的。
我盡量避免這兩種身分合一的弊端和衝突,以免陷得太深而產生意氣偏頗。然而我卻反倒常常感覺到這兩種角色的增益作用。讓我最有感觸的是──只有問題中人才能對問題有透徹的理解,只有身處某個派別才能對此派及對立派的主張有深刻認識,避免貌似的公允、面面俱到的表面文章。在這個問題上,我能體會法國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Claude Ferdinand Aron)對自己身份定位中暗含的褒義,他在自傳中自稱為「入戲的觀眾」(中國大陸譯為「介入的旁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