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本書是《服務方案之設計與管理》第六版的譯作，相當有系統地介紹「成效導向」的方案規劃方法。這種規劃取向是科學管理潮流在人群服務領域的重要結晶，無怪乎本書過去一直是國內許多大學相關課程指定的教科書。
在翻譯此書的過程中，我心裏是有一些猶豫和矛盾的。一方面，成效導向的方案規劃是實務工作者檢驗自身工作的利器，能讓服務更有條理，也讓計畫更能適時修正。畢竟工作者都會有自己的盲點，若能把介入的成效或適當性交由客觀證據來論斷，則可避免不斷合理化陳舊施為的後果，也讓公眾對介入措施的討論有一個理性溝通的基點。因此，本書一開頭就從責信（accountability）的脈絡談成效導向方案規劃的意義，我對這種科學管理取向的價值基本上也抱持肯定的態度。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當我們把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引入應用社會科學時，不免會有些抗拒，歷史學家Peter Gay在《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對這樣的感受有過相當生動的描述：「科學的推進所引起的反應是紛紜的，有時會讓人有被逼入窮巷的感覺??不知凡幾的人??既無法再相信救世主的神話，又不願接受自然科學那種冷冰冰的唯物主義。」（梁永安譯，2009，頁45）
老實說，我心中也時常對科學管理浮現這樣的猶豫。過去在從事無家者的服務工作時，同仁們和我都需要隨時檢視案主在計畫中的參與量，以及評估案主生活是否如預期般地改善。有時，這樣的方案管理可以幫助我們回頭反省原定計畫是否合理，也能對資金來源方有所交代；但在工作量較大的時候，這種管理確實容易流於形式，變成為管理而管理、為科學而科學，也降低了創新的可能性。例如，當社工與案主們在方案參與中的團體動力成為方案成敗的關鍵時，我們很難把團體動力的變化過程，化約成固定的幾個變項數字去追蹤。科學觀測的範圍總有限度，它也只能告訴我們哪些作為沒用、哪些作為暫時有用，但無法告訴我們還有什麼更好的作為。而且，若在計畫測量的範疇之外產生嚴重的「副作用」，例如帶入了我們意想不到的社會壓迫等，這時要是工作者沒有一定的人文素養或缺乏敏感度，單看冷冰冰的數字確實很容易就忽略了這些問題。
對此，在閱讀本書時，筆者有幾項建議或提醒。首先，本書亦非只強調量化的科學管理觀念，也同時蘊含質性的取向。這點尤其在問題分析與需求評量的階段特別重要，請讀者留意。第二，從科學證據擴大方案影響範圍的過程應是漸進的，不應躁進或過度推論成功經驗。原著作者在〈原序〉中將本書的取向定位為保守路線，意即在此。原作者多次提倡基進的價值，看似與保守路線矛盾，但原因是本書的焦點是「單一方案」，其運作範圍相當有限，可作為基進路線的革命性實驗場域，但要在更廣大的社會中全面複製方案的成就，勢必要經過更多方面的對話。
最後，成效導向的方案規劃與管理是當代人群服務專業重要的一環，但也只是其中一環。至於它什麼時候有用、如何運用、運用時要發揮到什麼程度，仍要靠專業工作者自身的判斷。為了避免行動者主觀的獨斷或偏見，主流的社會科學方法可能是我們可依賴的最重要工具，但它仍無法完全代理人對於決定自身行動的責任。客觀數據與主觀感受應該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無論這些主觀感受是來自直覺、變幻莫測的情感，又或是從業人員的個人經驗或理念。
或許，我們可以在此改寫康德的名言：「沒有理性規劃的服務熱情是盲目的，沒有人文素養的理性規劃則是空洞的。」這是筆者對規劃與執行服務方案的一點心得，也是過去幾年從事實務工作的反省，期與讀者共勉之。
余思賢 謹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