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考證確鑿”與思想的力量
1985年，我研究生畢業，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套用“入所教育”的俗話一句，我已正式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一員“新兵”。這時，楊天石老師早就是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一員“健將”了。從年齡到學問，楊先生都是我的師輩。相識相交近四十年，從楊老師處獲益多多，沒得說，一直以老師相待。但沒想到入所不久，就被楊老師賞識有加，以友相待。作為“新兵”的我，端的是受寵若驚。近四十年亦師亦友，學術、思想、觀點的交流更無拘束也更加暢快、更加深入。楊老師還具有深深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關切和強烈的憂國憂民情懷，在本職工作之外，曾兼任以實事求是、秉筆直書著稱的《百年潮》創刊主編，著名理論家龔育之先生將他與胡繩、鄭惠並譽為《百年潮》創業“三君子”之一。他有幾次“直言上書”，事先都徵求我的意見，士人風骨，令人敬佩，而對我的信任，更令我深深感動。當然，還是沒想到，楊老師此次竟然邀我為《思潮與人物》冠序，一時間感悚並至，確感榮幸，同時又知道自己其實無此資格與水平。恭敬不如從命，不揣冒昧，竦然作序。
一
楊老師認為，追求歷史真相是歷史學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無論這種真相多?“不如人意”，也必須面對。這是他對自己治學態度、方法的要求。幾十年前著名的“中山艦事件”，是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一次事件，已成板上釘釘的“鐵案”。但楊老師卻細讀史料，於不疑處發現可疑之處，一點點尋找、發現、研讀、分析史料，在80年代發表的《中山艦事件之謎》，還原了“中山艦事件”的真相，被譽為具有“世界水準”的好文章。他對史料的追尋，著實到了“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地步。他在海內外到處搜尋史料，早早就發現了錢玄同未刊日記、《蔣介石日記類抄》，對史料幾近“竭澤而漁”。不預設立場，不為既有觀念束縛，注重史料的爬梳考證，尊重史實，楊老師堪稱典範，為學界公認。
“考證確鑿，堪稱傑作”，是日本著名中國近代史專家狹間直樹教授對楊老師的評論。日本學者向以資料搜求仔細全面、考據認真著稱，狹間先生此評確為的論，是楊老師治史方法、風格的總結概括。
二
“考證確鑿”的盛名，卻無形中掩蓋了楊老師學術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其實，楊老師的學術研究恰是從思想史研究起步、開始跨入學術大門的。楊老師是北京大學中文系55級學生，畢業後到中學當老師。這時他寫的明代泰州學派傳人韓貞、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的研究文章，就先後發表在權威的《光明日報》“哲學”專刊和《新建設》雜誌。他的研究，引起了史學大家侯外廬先生的注意。“文革”結束，楊老師從中學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為專業研究者。
歷史研究向有兩種傳統，一是“六經注我”，一是“我注六經”；用現代學術語言來說，一種強調研究者主觀觀念的主體性投射，一種強調對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實證分析。前者高屋建瓴，自成體系，但易失之於空泛，根據不足而形成“無據之理”，牽強附會甚至淪為荒誕。後者踏實細密，言皆有本，但易失之於瑣屑，缺乏概括綜合而“不成體統”，淪為無法把握大局、看不到整體的細瑣繁屑。“六經注我”而不荒誕，“我注六經”而不瑣碎，至為不易。思想史研究多是“六經注我”，強調研究者的主體性，為研究者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台，所以屢有宏大體系建構者。然而，正是由於“六經注我”，不少體系建構者擺脫史實史料的束縛，洋洋灑灑、大言炎炎、巨著皇皇、體系宏大，但夷考其實，這些所謂體系皆是遊談無根、郢書燕說，剪裁塗抹史實以符合某種理論框架的荒謬荒誕之論。
楊老師的思想史研究秉承的是“論從史出”的傳統，他提出的論點是逐步地、一點一點抽絲剝繭地建構起來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生長”出來的，毫不牽強。
社會主義，是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思想、思潮，並最終決定了中國的命運。社會主義在中國傳播史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並有專門研究機構。然而，楊老師卻從著名法國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在中國的翻譯出版史，從劉師培的幾篇短文的分析中，使人更深刻地理解這個歷史過程、中國知識界的心路歷程。
早在1903年蘇曼殊將《悲慘世界》部分翻譯，名為《慘社會》，1904年由陳獨秀修改、加工，改名為《慘世界》。他們並非嚴格的翻譯，而是有譯有作。翻譯《悲慘世界》第二卷的第一到第十三節，有增有刪，如增加一段敘述：“哪裏曉得在這個悲慘世界，沒有一個人不是見錢眼開，哪裏有真正行善的人呢？”作為譯者，蘇、陳還憑空增加了明男德、范財主、范桶、孔美麗等幾個人物和情節，表達譯者自己的思想。《慘世界》有一農夫生有一女一子。女兒出嫁之後，兒子無人照顧。蘇曼殊寫道：“他的親戚和那些左右隔壁的鄰居，雖說是很有錢，卻是古言道：‘為富不仁。’那班只知有銀錢、不知有仁義的畜生，哪裏肯去照顧他呢？”“你看那班財主，一個個地只知道臭銅錢，哪裏還曉得世界上工人的那般辛苦呢？”“世界上有了為富不仁的財主，才有分無立錐的窮漢。”又說：“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能做工的仗著自己本領生活，其餘不能做工，靠著欺詐別人手段發財的，哪一個不是搶奪他人財產的蟊賊呢？”譯者藉自己創造出的明男德嚴厲批判金錢，主張財富公有：“哎！臭銅錢，世界上哪一件慘事，不是你趨使出來的！”“世界上物件，應為世界人公用，哪鑄定應該是哪一人的私產呢？……”又稱：“我看這財帛原來是大家公有的東西。”第十二回，譯者甚至聲稱：“雅各伯黨定了幾條規矩”：第一條，取富戶的財產分給盡力自由之人以及窮苦的同胞。第二條，凡是能做工的人，都有到背叛自由人的家裏居住和佔奪他們財產的權利。第三條，全國的人，凡從前已經賣出去的房屋、田地以及各種物件，都可以任意收回。第四條，凡是為左右而死的遺族，需要盡心保護。第五條，法國的土地，應當為法國人民的公產，無論何人，都可以隨意佔有，不准一人多佔土地。
楊老師評論說：“核心是土地公有，同時無償地剝奪富人的財產，均分給貧苦人民。”“它既繼承了中國古代農民戰爭中的‘均貧富’思想，但又表現出鮮明的近代革命色彩。”“《慘世界》的‘規矩’顯然可以視之為20世紀中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綱領。在辛亥革命前夜眾多的革命宣傳品中，《慘世界》的獨特之處在這裏，它在近代中國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獨特地位也在這裏。”約二十年後，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當非偶然。
說起劉師培，人們首先想起“無政府主義者”和擁袁復辟的要角。實際上，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他的作用不能低估。1907年，流亡日本的劉師培接觸到當時的“新思潮”，也設計了一個實現“共產”的社會方案。在他的宏大藍圖中，那個社會不僅土地、生產資科公有，而且一切產品和財富也都公有，“完全平等”。這種平等不僅表現於沒有任何統治者或管理者，而且在消費、生活的各方面也全都一樣。“人人衣食居處均一律”，要求大家穿一樣的服裝，吃一樣的飯，住一樣的房子。既然中國的傳統服裝是寬松的“深衣”，那你就不能穿洋服；既然食堂供應窩窩頭，那你就不能吃白麵饃饃。楊老師文中特別說明，劉師培是近代公共食堂的提倡者，他要求在每鄉建立“會食之地”。
劉師培設計的“共產”社會的最大特點是“均力”。他認為人人做工，人人勞動，固然是平等了，但是，同一做工，苦樂難易，大不相同。譬如造釘製針，活兒很輕松，而築路蓋房，幹起來就很吃力，兩者之間還是不平等。因此，他提出了“人類均力說”以平均苦樂難易。他將人分為三個年齡段：一，二十歲以前在老幼棲息所受教育。二， 二十一歲至三十六歲，從事農業勞動，兼做其他工作。即二十一歲築路，二十二歲開礦伐木，二十三歲至二十六歲築室，二十七歲至三十歲製造鐵器、陶器及雜物，三十一歲至三十六歲紡織及製衣。三， 三十六歲以後，免除農業勞動，從事各種工作。即三十七歲至四十歲烹飪，四十一歲至四十五歲運輸貨物，四十六歲至五十歲當工技師及醫師，五十歲以後入棲息所任養育幼童及教育事。劉師培要求每一個人都按照這一鐵定程序輪換。若想當運輸工人，先幹十六年農業活兒，再當四年廚師，在四十一歲至四十五歲之間才行。你想當老師，那就要等到五十開外，遍歷農、工各種行業之後。可以有人不想當醫生，但輪換表中有此一項，非當不可。至於科學家、作家、藝術家、新聞家，輪換表中沒有，任何人都別想業此。劉師培把他的這種設計稱為 “人人為工，人人為農，人人為士”，是“權利相等，義務相均”的最高美滿境界。至於實現他的宏圖的方法、手段，他在《論水災即係共產無政府之現象》、《論水災為實行共產之機會》這兩篇文章中稱，水災一來，田地也沒了，房產也沒了，金銀珠寶也沒了，大家只能一起相率逃難，其結果必然是到處被逐，叩頭哀求而難得一飽。於是，飢民起來“革命”。
經過一番分析，楊老師對劉的理論得出如下結論：“不能認為劉師培的‘均力’說完全荒唐。從有分工以來，人類就渴望打破分工的束縛。歐文、傅立葉、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曾設想過，在未來社會裏，勞動者可以全面地發展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的志趣經常地自由地調換工種，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但是，社會主義大師們所設想的是生產力高度發展基礎上人的全面解放，而劉師培所設想的則是自然經濟基礎上人的全面束縛，其結果只能是社會生產和科學、文化事業的大破壞和大倒退。”“倒是‘史無前例’的十年間，將工人調到大學和研究機關去‘摻沙子’，將知識份子趕下幹校去‘學工’、‘學農’，很有那?一點實行‘均力’說的意味。”“劉師培的‘水災共產主義’提出於本世紀（20世紀）初，今天的讀者也許會視作一種笑談。但是，它在思想史上留下的教訓卻是深刻的。在近代中國，無視生產力的發展狀況，以為在生產力低下、物質匱乏的情況下，只要變革生產關係和分配關係，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的想法，並不是個別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是人們吃了不少苦頭之後才認識到的真理。”
不知不覺中，顯示出思想的力度。
從事思想史與歷史人物研究，對研究對象進行分析闡釋之時，如何能夠運用理論框架而又不被這種理論淹沒束縛，以保存歷史上的思潮與人物，和同作為研究者的“我”的雙重主體性為定位，確實需要一種意識和方法上的自覺。楊老師對“思潮與人物”的研究，既保有自己的主體性，同時又充份尊重史料，絕不妄解。他的研究，在一層層探討時代思潮、歷史人物的社會性時，解開了一道道傳統意識形態枷鎖，擴展了我們對思潮、人物與歷史進程互動層面的理解與觀察，加深了我們對歷史與現實的理解。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著名歷史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