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無佛處稱尊：石守謙書學文集

自序

兼呈一些方法論上的省思

　　如果說要回顧自己一生的工作，不能不說還是有些感慨。說得好聽一點是過於專注在繪畫史的教研與著作，但卻多少忽略了傳統與繪畫並稱「書畫」的書學部分。現在趁著出版這本文集的機會，選擇了一些自己比較喜歡的論書文章，再行出版。一方面試著消解自己的遺憾，另一方面也是向同樣關心書學的朋友求教，看看這些文字會不會只是野人獻曝。

　　這些文章長短不一，寫作的時機也不同，有的是為學術研討會作的，寫得比較長，有的是為某些特殊場合，如某個紀念活動、展覽圖錄出版的序言等，所作的較短文字。後者那些文章在收進文集時，曾視需要作了一些增刪，以免當年對該主題的考慮太過單調。例如〈佛法與書法〉一文，原來是多年前為一個高僧書法展所寫的序言，實在太簡略了，不能碰觸到這個題目的核心，所以近期內就補充了一些資料，讓討論的面向稍微多元一點，並且將高僧「傳法」一事作了較為突出的側重。

　　這些文章也有一些方法學上的共同點。那就是刻意避開讀者熟悉的角度，例如作品真偽的考證，免得我們的書學史研究落得變成少數圈內專業人士的獨門知識，動輒曰「某某作品是偽作」，也免得讓廣大讀者誤以為這個領域充滿著眾說紛紜的偽作，產生望而卻步的後遺症，而減少了他們的研究熱情。這種議題之所以一再出現，當然不能否定這些議題的重要性，但也要注意它雖然牽涉到研究對象的史料有效性的根本問題，絕對不容小覷，卻不易掌握。一般而言，判偽較易，證真卻頗有麻煩。即使判偽亦需各種資訊的配合，最好能夠得到作偽者的可靠作品予以比對，否則就不能說達到了「知偽以鑑真」的基本要求。如果缺少對作偽者的掌握，偽作的判斷便有難度，實在是所涉變數太多，鑑定者無法全知。基本上，我認為研究者還是應該虛心以對，不然的話，只是徒增困擾罷了。原則上，我會建議研究者將這種辨偽工作作為研究的前置作業，暫時不要將之作為討論的主體，並充分考慮辨偽之後的歷史意義，來思考相關議題的重要性。

　　本文集的諸篇文章或許亦會流於過度追求新意的流弊。我只能努力地以所知的歷史知識來防範各種將現代意識強加於古人的謬誤。例如〈無佛處稱尊〉一文作了對黃庭堅跋其師蘇軾的《黃州寒食帖》時的心理推測。雖然缺乏大家習慣的尋求白紙黑字的直接「證據」可以依靠，但是，針對作品上黃庭堅跋書的仔細觀察，包括位置、大小、書寫操作等細節，卻可以提供豐富的圖像，協助還原黃庭堅當時面對東坡這件絕品的心理過程。這種與敵手爭勝（不論今人或古人）的心理，應該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創作現象，尤其是在以師古為要的書學傳統中，像是「恨古人不見我也」的表述，根本就是由此競勝心理發出的。因為對於黃庭堅視東坡為敵手，進而滋生激越創作能量的感動，本文集遂借用來作為標題。

　　黃庭堅跋書的個案亦可視為書史中罕見的觀眾現象。因為觀眾的存在，書寫的實踐遂可大別為功能性與藝術性兩類，前者主在訊息傳遞，如尺牘信札，後者主要以書蹟為觀賞對象，即使原有傳遞訊息的作用，也要被忽視。書學史研究大都以第二類作品為主，但似乎較罕討論到包含觀眾在內的觀賞行為。文集中〈作為禮物的文徵明書法〉一文就是以文徵明一些巨幅的作品為主，探討那些以他在北京朝廷工作時創作的詩辭為內容的書寫，它們如何在禮物應酬的脈絡中運作，並對十六世紀中期蘇州文人社群的形塑產生作用。這篇文章最早是發表在一九九九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個書法史研討會上，中文版在本書中的出版則是首刊。沒想到，一晃就是二十多個年頭。

　　說到傳遞訊息的信札，原來並未被設計為單獨觀賞的對象，這也不能說得過於絕對。二王和魏晉名士留下來的書蹟都是尺牘，但是因為太珍貴了，後來就被宋太宗收入《淳化閣帖》中，成為學書的範本，或者鑑賞的依據。可見其分別也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它的變動也可以想像會有其他影響，有時還會關係到作品的保存。相對於官方製作的閣帖，南宋私人製作的《鳳墅帖》就顯得命運多乖，到現在只剩下少數的殘卷。它的製作精良，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這是〈《鳳墅帖》及其書史地位之擬定〉一文中，我面對《鳳墅帖》時最想知道的問題。至於它原先所規劃追求的歷史價值，則是將之置於尺牘刊刻史脈絡後的一些推測，希望能幫助讀者有一些歷史的理解。

　　歷史理解是書學史中的主要課題。但是，對於書學在不同時間的變化，卻不容易進行解釋。過去，論者比較偏好由當權的帝王來說明勢之所趨，這當然失去了大多數現代人的支持和關注，但是，替代的解釋模式又在哪裡？二十世紀初期的書學研究生態應該是一個值得多予關注的時間。這就是文集中討論此時生態處於變動狀態的〈中國古代書法傳統與當代藝術〉一文之撰寫契機。雖然所受論者的注意尚且不夠多，然而，這個時期確實是充滿了來自各方面的衝擊。首先是書學是否屬於「藝術」的質疑。原來的「書畫」絕高的美學地位，現在必須要在西方引入的「藝術」觀的參照下予以重編。簡單地說，書學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新派人士亦不知如何處理，因為新的藝術??根本沒有提到書學，除了標為「守舊」之外，實在無計可施。仍然執筆作字者人數不能曰少，但他們對書學的尷尬位置，除了不予理會外，似乎也看不到積極的回應。這個問題其實直到二十一世紀的現在都沒有答案。或許，吾人根本不該再持續為此種西方本位主義式的提問所困擾。文集中這篇〈二十世紀前期中國書學研究生態的變與不變〉主要就是要呈現這個衝擊下的書壇論述情況，並試圖理出一些啟發新意的概念，即使是表面上看起來十分傳統的書評??編性質的《書林藻鑑》（馬宗霍編著，1934），也值得如此另眼看待。

　　總之，歷史理解是書學史中的重要課題，而且，如《書林藻鑑》中指為「轉關」的時期尤值注意。類似像對二十世紀初期的探討還是遠遠不足，且如回歸「書畫」的思考格局（即暫時拋開「藝術」的牽絆），吾人可試圖將書和繪畫併觀，以進行較廣的文化觀察。文集中最後一篇〈陳進家中的隸書屏風〉即屬此種嘗試。這個隸書屏風出自二十世紀初，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之時代的新竹文人之手，除了視為十九世紀中國文人碑學文化的遺緒外，還有日本殖民統治下上層文化人士的支援，成為日本政府以台展介入之前台灣仕紳文化的基調。這個仕紳文化向來被視為「舊派」，本來少受追求現代化論者的青睞，現在如將之與代表現代性的女性畫人的藝術歷程併觀，或可獲得不同的歷史理解。

　　現在看來，文集中所收諸文也都具有強烈的實驗性，而且，就其設定課題來說，也多曝露了一些侷限性。例如要討論當代藝術與書法傳統的關係時，我僅選擇從倉頡造字傳說的這個角度切入。這只是要突顯出「傳統」於當代藝術家表面的「揚棄」下，尚有不可思議的回歸。其他尚有許多值得討論的面向（如與當下社會文化議題的互動）皆未及著墨。此種侷限性或屬於實驗性取徑的必然，類似者甚多，都可歸諸對書學研究不夠全面的缺陷。但是，結集出書則在企求拋磚引玉效果的放大。這些嘗試是否能有助於對表現豐富多元之書學藝術的歷史理解，則有待讀者不吝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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