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十九世紀華南鼠疫兩岸三地中（漢）醫治則

推薦序

從比較醫學史到「應用醫史學」�皮國立

　　著名醫史研究者陳邦賢（1889-1976）曾指出，疾病史乃醫學史的三大根基之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我想經過這三年來（2020-2022）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全世界人類都充分感受到「疾病改變歷史」這句話並非誇大或幻想，傳染病的確徹徹底底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而我們又即將迎接後疫情時代，可以說歷史的「變局」，可能只因為一次疫情，而產生連動的效應與長遠的歷史影響，此乃疾病史常為史家所忽略，但卻又極其重要，?得投注心力認?研究的道理所在。個人能力有限，雖興趣之所在為中國醫療史，但其實對疾病史還是情有獨鍾的，從個人出版的《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2019）和《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相：一段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2022），即可略知一二。所以當我知道殷揚智博士正在撰寫這個題目時，即感到意興盎然，他也在2022年底的口試中，順利以鼠疫的歷史研究為主題，順利取得中國醫藥大學的博士學位。

　　當我知道他要將博士論文改寫成專書《十九世紀華南鼠疫論兩岸三地中（漢）醫治則》時，基於對疾病史研究的興趣和對其主題的瞭解，便欣然同意為其推薦。

　　作為一個影響人類文明最深遠的傳染病歷史研究主題，鼠疫絕對是當之無愧的。臺灣研究疾病史的先驅陳勝崑（1951-1989）醫師，就在他第一本疾病史專著中，初步梳理了近代中國南方和北方鼠疫的兩種類型，可見這個論題的重要性。本書的好處之一就是略為梳理了鼠疫這種傳染病帶給東西方文明的衝擊和影響，讓讀者有一個?楚的輪廓。而僅做到這樣還不夠，正是由於鼠疫對歷史發展與影響的層面相當廣泛，所以相關研究可謂汗牛充棟，要求得新突破並不容易。以中國傳染病學史的研究來說，19世紀影響最大的瘟疫就是鼠疫和霍亂，而鼠疫在19世紀下半葉尤為嚴重，直到1935年廣東省政府的公報上還記載：「閩、廣之延平、平遠（南平）一帶，年年有腺性鼠疫的流行，土人呼之為核子瘟，已成為地方病。」這代表福建、廣東兩省已成為鼠疫的「恆在性」疫源地。而反觀臺灣，則以日治時期公共衛生政策的普及與推行，官方注重環境?潔，使鼠類無法肆虐，故已逐步控制疫情。本書大部分的篇幅都聚焦在這個時代之間，而行文分析則擴及至不同地區。

　　這本書的寫作策略，也有其獨到之處，在於不以一時一地的疫情做為探討核心，因為那樣容易流於狹隘，也無法進行一種跨區域的對比。本書透過梳理一個長時段、不同地域的疫情流行狀況，檢討了疫情蔓延期間，?國政府、港英政府與臺灣總督府等三個不同政權治理下的地區，政府在防疫政策舉措上的各種得失優劣；也著重分析三地中醫（漢醫）的抗疫辦法，並將不同藥方進行對照說明。這樣比較史學的觀點，跨越了國界，在過去是很難進行的，而現在反倒成為本書特色，這當然也是拜作者認?掌握、研讀二手研究的功夫所獲致。許多歷史研究者都在尋找「獨門史料」，殊不知好好閱讀前人研究，進行分析對比，就是一種基本的創新方式。

　　再就作者的專業性來評估，揚智本身就是一位專業中醫，從他的視角來書寫醫療史，使得整本著作不是只有純粹歷史研究的價?而已，也具有很實際的藥物分析比較。針對鼠疫這種種難治之疫情，著名史家呂思勉曾評論，鄭肖岩修訂的《鼠疫約編》，據晚?福建名人陳寶琛（1848-1935）言，經過治療，十位病患大概只有一、二位會死亡，療效很好，可供參考。是以回顧歷史，中醫是一門相當特別的技術，它不是只面向「現代」，還有歷史綿長的過往傳統，有許多治疫的辦法與藥方，或許那才是中國醫學的另一項基礎知識。不證自明的是，有大量的實證經驗和有效的方劑可能存在於過往的中醫文獻典籍之中，即便是現代中醫所能掌握的，也不過是少量的古代中醫知識，還不論這當中仍需臨床中醫文獻學者的轉化，從古籍中找出各種實證與科學的可能，在文獻的浩瀚書海中淬煉出應用之臨床思維，才能?正實踐中醫的「應用醫史學」概念。

　　中醫藥對於傳染病的防治，在這次三年新冠肺炎疫情中，被充分證明具有實際的價?與助益，綜觀兩岸中醫藥界，包括?冠一號、?肺排毒湯、蓮花?瘟膠囊、淨斯本草?等等中藥複方，其療效都已受到肯定，甚至有不少臨床成果已見於國際科學期刊之認可。要特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這些藥物之創發，都不是憑空從實驗室中冒出來的，而是從古代辨證、處方思維中進行轉化創造，後續才用實驗來逐步證實，也就是「歷史先行，實驗室在後」的一個驗證過程。所以，我們還要繼續忽視傳統醫學的實效嗎？我們還能忽略中醫文獻中的寶貴經驗嗎？這是本書給我們的深刻提醒。

　　揚智這本大作，梳理了各地醫者應對鼠疫的辦法，我相信當時的中醫是絞盡腦汁在抗疫的，因為沒有外國藥廠的疫苗或特效藥，面對疫情，無法坐以待斃。關於這些藥方，我非專業醫者，無法評論，但本書的內容，相信絕對可以讓閱讀這本書的醫者受惠，甚至可以從中尋覓出應對急性傳染病的一些啟發，這對未來中醫處理大規模疫情，或許都有一定程度的助益，也是本書重要的價?之所在。以上所陳述對本書的這些觀察與推崇，也是我認為應該鼓勵中醫從事基礎醫史、文獻研究的最大用意。

作者序

自序�殷揚智

　　這本書是筆者博士論文的延伸，在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碩士班就讀期間，受教於林昭庚講座教授的指導之下，研究主題涉獵到日治時期漢醫的發展，有感於當時漢醫，在殖民政府以西方醫學為主軸的環境下不被重視，但在民間漢醫藥的治療，卻接地氣的深受民眾的?睞，當時臺灣所盛行的鼠疫、霍亂、天花、瘧疾等傳染病，在漢醫的具體治療之下，得到很好的效果，也因為站在這樣的立基點，漢醫有了轉機與蛻變，開始更具有學術性、科學化的發展。

　　以此啟發下讓我產生一個疑問，這場鼠疫在臺灣反覆發作22年，造成數萬人死傷的傳染病，到底從何而來是原發性？還是外來傳染病？當時臺灣漢醫對於鼠疫的學理治則，與中國中醫相較如何？於是在後續繼續攻讀博士班的期間，就以此研究作為博士論文的主軸。

　　鼠疫的歷史與人類的演化與時並進，甚至更早於人類之前就存在於世上，面對這等老牌的傳染病，我們很?楚他是不會被滅絕的，因為細菌型傳染病，細菌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生物體，儘管現在的醫療，能夠有效的去治療與防治，但舉目於世，世界上仍然有著相當的病例產生，尤其在非洲地區，十九世紀中後期，中國華南地區爆發鼠疫，其病程長達近百年，傳播範圍從中國雲南、廣西、廣東、福建、香港、臺灣，再藉著當時海上貿易運輸之便，由當時國際大港香港，往東南亞、印度、日本、美洲做擴散，這樣子一條漫長的傳播鏈，讓筆者不禁好奇，在一樣的傳染病之下，分屬不同政權的三個華人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不同政權下的防疫治疫事務，是否有著南轅北轍的樣貌？傳統醫學在當時病原菌還未被發現之前，是如何來治療？所依據的中醫學理依據為何？所用何方所用何藥？這讓筆者產生了莫大的興趣而投入研究。

　　從事研究這幾年廣泛研究諸多文獻，筆者發現中國學術界，對於世界第三次鼠疫流行史，與中華民國時期鼠疫治療史，新中國成立時期的鼠疫相關研究非常多，不論在深度與廣度的部分，也不限定在醫學、公衛的範圍，但筆者也發現到，在鼠疫相關研究上，缺少了一塊最重要的「拼圖」，就是十九世紀鼠疫在兩岸三地的醫療史中，獨缺臺灣鼠疫的相關研究，不論是鼠疫對臺灣社會各層面的影響，還是臺灣鼠疫流行期間，中西醫療的治療作為，尤其是在中醫藥用藥用方、學理依據的成果，或是日本政府的防疫措施，這些資料在中國學術界，幾乎無可搜尋，究其原因在於臺灣學術界，對於日治時期鼠疫的研究不多，除了當時政府醫政醫令相關法源之外，漢醫施行過的史料更是搜尋不易，所以筆者著書論文期間，除了鼠疫疫情期間，對臺灣社會各層面的影響多所著墨之外，更將傳統醫學協助防疫、治疫的痕跡著書其中，期待能夠為臺灣，留下當時傳統醫學治療的經驗記錄，也可以提供中國鼠疫相關研究學者，有更豐富的參考文獻，關於臺灣曾有過的鼠疫醫學史，以此完整的拼湊出，當時兩岸三地，不同政權下的防疫、公衛、現代與傳統醫療記錄，當為是各方研究者所期待之作。

　　最後誠摯的感謝在攻讀博士期間，家人對筆者在研究過程期間，所忽略的情感給予包容，也謝謝諸多在研究路上給予支持、提點、資源的朋友、同學、助理、教授們，筆者懷抱著感恩的心情，誠摯的感謝所有幫忙過我的人，儘管已經五十而知天命之年，但路還很長，研究仍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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