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曾經有一度，我常說自己熱愛「自然」，說自己感覺有種強烈的想跟自然在一起的需要。在這方面的政治抗爭願景，我當時覺得是相當明確的：增加國家公園一類的機構，盡可能多保留自然空間，把人和他們那些破壞性活動趕出自然的邊界。然後有人拿了Descola的書給我看：特別是講他和他伴侶Anne-Christine Taylor，在厄瓜多亞馬遜森林的阿秋瓦（Achuar）1印地安部落生活經歷的那本《暮光之矛》（Les Lances du crepuscule）。這本書對我觸動特別大，因為跟我自己最初去亞馬遜的旅行形成了呼應，我是去那裡觀察鳥類，在那邊曾經與舒瓦人（Shuar）相處，他們是跟阿秋瓦人很相近的一個族群。我那時候完全沒有人類學的概念，大概就是覺得這些印地安人是神乎其神地「親近自然」。而對於這種流口常談，Descola寫道：「說印地安人非常『親近自然』其實是一種謬論，因為他們賦予自然中的存在一種跟他們自己相等的尊嚴，所以他們對待這些存在所採取的行為，與他們自己彼此之間通行的行為並沒有什麼真正的不同。要想親近自然，首先還得要自然存在才行，而自然其實是只有現代人才具有的特殊觀念，它使我們的宇宙觀比起先於我們的所有文化所持的宇宙觀，可能來得要更詭異，且不甚友善2。」一個新的世界向我敞開了。
我驚訝地發現，自然這個概念，遠不是指一個客觀的現實，而是現代西方的一種社會性建構。世界上其他大多數民族都不需要這種自然與文化的二分，他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組織人與其他生命之間的關係。所以保護自然就不可能是，像我原本想像的那樣，針對工業西方對世界造成的破壞，作出激進政治對立行動。保護與開發其實是同一種利用關係、同一種與世界的聯繫的兩個互補面向：植物、動物以及生命環境都被賦予一種客體物的身份，可以任人隨意處置，包括對它們加以保護。這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去保護還能夠被保護的，而是說，意識到這一點能打開更激動人心的政治願景：解除自然與文化的二分，以邀請植物、動物和生命環境來分享人的社會關係。它們不再是一些需要保護的客體物，而是一些可以與之友好共生的存在，一些具有正當性的對話對象，有著它們自己的利益、欲求以及對世界的視角。與它們的關係所具有的可能，比起保護與開發這組虛假對立所允許的來說，會變得要豐富又歡樂許多。
於是我聯繫了菲利普?德斯寇拉，去他的社會人類學實驗室跟他見面。我勞煩他給我一些可以幫助我去阿秋瓦印地安人部落的建議：我想要自己親眼去看一看，一個人能夠每天和植物、動物交談的世界是個什麼樣子。然後，我興奮不已，揣著一本《暮光之矛》，又去了厄瓜多。
如果說我在阿秋瓦人那裡的生活，帶給了我非常多的收穫，他們已經變成我時常要回去看望的朋友，但就我原初的目標而言，卻相對令我感到有些失落。我痛苦地發現，做人類學研究不是幾個禮拜就可以的，特別是當你不會說當地人語言的時候……那個世界太過含蓄、太過遙遠，讓我無法從其中歸納出什麼經驗，或是一些具體的建議，可以帶回家來3。
對於我正在形成的政治生態主義敏感產生衝擊的具體情境，我要在好多年以後，才在荒地聖母鎮（Notre-Dame-des-Landes）的那片防衛區（Zad：zone a defendre）裡遭逢。我以抽象方式探索了好一陣子的東西，突然之間有了一個非常真實的存在。我被捲進一種新世界，在其中的每一個人，只要他或她願意，就可以在同一星期裡成為農人、匠人、木工、自然學家、麵包師、檄文作家、舞蹈者或是導演；所有這些活動都有機地交織在那片林地網絡之中，並且始終努力嘗試與非人共存者保持一種友善的關係。而在我到達之後一個月，國家發起軍事行動要消滅這個我滿懷欣喜剛剛發現的世界，更使這一切不再只是修辭，而把政治衝突的概念刻寫進了我的身體裡。所幸驅離行動失敗了。防衛區雖然被改變，但是存活了下來，重建了起來。它進入了其存在的第二階段，而且到今天還非常活躍4。
這一次，換我邀請菲利普?德斯寇拉和Anne-Christine Taylor來看看這片土地：人們不管是不是經過反思，都非常細緻認真在解開自然與文化的二分。隨著我們對阿秋瓦人、對領土之爭、以及世界狀態的討論和爭論，誕生了書寫本書的願望。這本書希望能夠比較切實：該做什麼？我們是集體性地在被一個霸權世界碾壓，這個世界只遵循經濟的法則，植物、動物、生命環境以及數量在不斷增長的人都被指定為一類事物，供人開發剝削、利用到極致，完全無所顧忌，亦無絲毫對等責任可言。那麼，要削弱那個世界，要裂解它，要讓別的、更為平等的世界出現，讓政治權力不僅僅是公平分配在不同的人之間，而是同時以多種方式擴展到別的生命存在之上，究竟要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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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德羅?皮諾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