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忽必烈的獵豹：八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

推薦序

嶄新的大國圖像

李孝悌（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講座教授）

　　從《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一書之後，卜正民教授的著作就開始展現恢宏的視野，逐步將中國史置於全球史的角度下來觀察。《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對晚明的富庶和商業的繁盛有超越前人的深入描述，讓我們從歐洲商人前仆後繼的湧入中國，從貿易有無中獲取鉅利的歷史重建中，豁然驚覺原來晚明中國就像當代中國一樣，是一個巨大的商貿市場磁吸機。《維梅爾的帽子》和《塞爾登先生的地圖》則分別追溯了十七世紀中國和荷蘭以及東亞、東南亞地區的海外貿易。

　　在這本新著《忽必烈的獵豹：八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中，卜正民教授另闢蹊徑，跳脫海外貿易的框架，別具創意的挑選了忽必烈的肖像畫、伊兒汗國的青王妃、瘟疫、朝鮮馬商、海盜、傳教士、喇嘛乃至通敵者等十三個切入點，重新建構出元到民國的大國圖像，以及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歷史關係。

　　作者在序言中特別指出本書的兩個基本論點：一，無論是過去或者我們身處的今日，中國向來都是世界的一環。這個觀點可說是卜正民教授這個世代的學者普遍的看法。二，引導今日中華國家的基礎原則，並非確立於秦漢，而是奠定於十三世紀，蒙古併吞中國，建立大元帝國之際。蒙古人打破了中國既有的朝代循環模式，建立了「大國」這個概念。作者在此毫不諱言地表示，「『大國』式的中國」，是一個全新的想法，而這個想法的主要創始人就是作者本人。大元國、大明國、大清國最具體地顯現了這個概念。

　　由於作者講述的十三個故事或歷史瞬間，大部分跳脫了我們對中國史既有的認識，在開始進行這些探索前，作者擔心我們在這些陌生的疆域中迷失了方向，所以特別強調「本書裡的一切，都是以國家為背景，以國際為脈絡，以全球為範圍」。

　　就像康熙、乾隆等清朝皇帝更喜歡景色怡人的承德避暑山莊，一年有半年的時間在此處理政務，接見使節。忽必烈雖然營建了讓馬可．波羅瞠目結舌、讚歎不已的大都北京，但他更喜歡待在他費心營建的上都開平，統治他建立的龐大帝國，並時時擔心占星師預言的南方的叛亂。「忽必烈跨坐長城內外，也跨坐於這種窘境」。長城以南的中國世界，他經歷二十年的戰爭才納入統治。長城以北則是他出生、繼承的世界。對這個「地高、井深、星大」的世界，忽必烈知之甚詳，也鍾愛無比。他不打算放棄這個世界，只端坐在中國的王位上。為了應付兩個世界的鴻溝，決定同時住在兩個世界。每年春天，他帶著所有的高官前往上都，住七個月，接著南返大都，停留五個月。

　　忽必烈對上都的愛，可以從他的畫師劉貫道掛軸畫上清楚看出。在這一幅新中國的景象中，包括大汗、馬可．波羅、非裔太監、黑人持杖者，沒有半個中國人。蒙古人的征服不僅將這個國家置於外國的控制下，還把世界帶進了中國。作者就從忽必烈這個我們既熟悉、又不太熟悉的帝國大汗開始，把我們帶入一個個陌生的世界圖像中。

　　大元國除了建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也為此後中國政權的行政、制度留下深遠的影響。另一個完全出人意料的全球性影響，則是在一三四六年引爆了席捲歐亞的大瘟疫。占有東歐和中歐的金帳汗國（欽察汗國）為了獲得奢侈品，所以容許與義大利人的貿易。一三四二年，一個義大利商人當街侮辱了一名蒙古貴族。新即位的大汗決定重懲位於黑海河口的義大利貿易口岸，義大利商人逃往克里米亞半島南岸的卡法，蒙古軍隊在一三四四年進行了曠日廢時的圍城戰。兩年後，金帳汗國的士兵開始生病。圍城的士兵毫無預兆地瓦解，病魔每天殺害上千上萬人。但在蒙古人放棄卡法前，他們展開了致命性的報復行動——把屍體放在從中國人學來的攻城投石器上，拋進城裡。鼠疫很快的向歐洲蔓延，時伏時起。

　　不過我們如果將場景從疫情拉回商貿，從中國本土跳到東南亞，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全球史圖像。一六○三年英國商人史考特抵達南中國海域時，葡萄牙人已經占據了中國南海岸的澳門，西班牙人在他們稱之為「菲律賓」的呂宋島馬尼拉擁有據點，荷蘭人則於不久前在萬丹建立基地。一度屬於亞洲內部的貿易體系，至此已經演變成國際貿易體系。萬丹城吸引了來自整個東亞與南亞的商人與勞工，中國人則是最主要的貿易與技術勞工群體。這群來自福建與廣東的移民，控制了幾乎整個對東亞的貿易，並和福建、廣東沿岸的海盜、居民、商人、軍人與官員建立了龐大的網絡體系。

　　大元朝雖然倏忽即逝，但蒙古強大的軍事力量，一直對明清兩朝構成嚴重的威脅，明朝前期的「北虜」問題，讓明成祖將創建不久的大明帝國首度遷往北京，並五度親征塞外。康熙也三度深入漠北，消滅了心腹大患噶爾丹，並視之為個人曠古未有的功業。

　　噶爾汗雖然自殺身亡，蒙古的威脅卻未隨之而去。他們轉而利用宗教為媒介，和西藏人建立聯盟。清朝在正式派兵占領西藏前，也試圖用宗教拉攏西藏。順治皇帝首先在北京建立喇嘛廟西黃寺，作為達賴喇嘛在北京的住所。一六四九年，達賴接受清廷的邀請，訪問北京。禮部建議依照章程，以貢使的儀節接見達賴。拉薩方面當然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在訪問北京前，先往蒙古各重要地點，強化自己在蒙古之間的影響力。他在一六五二年出發，百姓夾道歡迎，爭睹活佛的面容。一六五三年，達賴終於在北京和年輕十四歲的順治皇帝會面。順治脫稿演出，照滿人而非漢人的章程——世俗統治者必須向他的上師致敬——行事。達賴進殿時，順治從方台上的寶座起身，走下台階，以平等待之。原來的貢使覲見皇帝，變成了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和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的會面。

　　卜正民教授以他淵博的學識、辛勤梳爬各國史料的功力以及對圖像資料的解讀，述說著一個個精彩的天方夜譚般的故事，為我們編織出一個光彩斑斕的大國與世界的嶄新圖像。

作者序（節錄）

　　我所寫的，並非一部步調笨重的大部頭書籍，並非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吃力走過八個世紀的中國歷史—至少我希望成品不會這樣。我寧可為一般讀者細細雕琢，談談中國自從十三世紀起置身於世界的模樣，談談這對世界、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麼。我組織本書內容的方式，不是細談一個個的恢弘題材，而是寫一系列橫跨七個世紀的十三個瞬間，反映出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歷史關係重要的—至少是我認為的重要面向。我希望能讓讀者有機會先看看特定的、具體的情勢下發生了什麼事，再請讀者思索今日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有兩項基本觀念，在背後推動著本書的進行。其一是意識到：無論是過去，或是我們所身處的今日，中國向來都是世界的一環。其二則是，引導今日中華國家的基礎原則，並非確立於西元前三世紀末—中國歷史在朝代長河中咸認首度以統一國家之姿浮現的源頭—而是奠定於十三世紀，奠定於中國被蒙古世界併吞的時候。蒙古人的占領帶來深遠的影響，將中國從舊有的朝代模式，轉變成—我沿用蒙古人的說法，稱之為「大國」（Great State）。缺少這個概念，我們就等於缺少從歷史角度理解中國所必需的工具。

　　如今的中國史學者普遍認可「中國向來與世界密不可分」。採取這條途徑時，我只不過是寫出我這一輩的看法。不過，「『大國』式的中國」（China as a Great state）則是一個新的想法，而且主要出自於我。這個想法的靈感，可以回溯到我的恩師傅禮初（Joseph Fletcher），但引領我跨過那道崁兒，形成這個概念的功勞，則得歸諸於我的同事蘭素倫．蒙赫─額爾德尼（Lhamsuren Munkh-Erdene）。然而，最強大的驅力，還是我自己的經歷所蘊含的分量。我在二十多歲時決定研究中國，為的則是我至今仍無法完全領悟的原因。我想，假如我仔細研究世界的另一端，說不定能讓我更理解我這一端的世界；但當時的中國提出了自己的問題，而我想對此做出回應。過去，中國與世界之間顫顫巍巍的橋梁多半皆已傾頹，我認為有必要加以重建。如今進入二十一世紀，還有兩座橋梁尚待磚瓦。一座將連接「歷史上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另一座則要架在「今天的中國」與日益受到中國擴張姿態所困擾的世界之間。本書將致力於搭建第一座橋，期待與過去的中國切實相遇，能讓我們有更好的視野來理解現在的中國。

臺灣版序

　　很高興您挑了這本書翻閱。我這本書的英文版與法文版，恰好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不久出版；說來也巧，因為書裡第三章主題就是十四世紀的全球瘟疫大流行，真是造化弄人。此後，本書還出了西班牙文、義大利文與蒙古文版。如今您拿在手上的這本書是第一本中文版，說不定也將是唯一的版本。雖然有好幾家中國的出版社表示有意出版中文版，但本書把中國歷史拉到十三世紀來談，這種研究取徑是特定政治立場的人所嚥不下去的。

　　本書特別之處，在於由外而內書寫中國。如此的立論方式，能夠把另一種觀點帶進中國的歷史，將「自說自話」（self-narration）當成一種趣意盎然的歷史人造物，而非某種能用於詮釋、令人信服的歷史事實。本書的立論基礎，是「中國始終都是世界的一部分」。這句話的意思不只是「中國受到周遭環境所影響」，而是世界持續在形塑中國，如果忽略形塑的方式，就不可能理解中國。這種主張並不新鮮，每一種文化的發展都少不了別人。自從「中國」的概念在周代出現以來，中國人就在跟世界互動。其實，正是因為三千年前華北平原周邊環境如此，所謂的「中國」才能出現。的確，所有的歷史經驗都是在地經驗──我自己都是以在地事件、特定事物，乃至於個人對環境的切身觀察，來做為每一本書與每一個章節的開場白──但歷史學家仍必須體認到，事件、事物或個人觀察的意義，取決於事件所發生的背景、事物所成形的脈絡與個人觀察產生的前因後果，而這些來龍去脈之遼闊，遠超過任何人的政治立場所能局限或掌控。有了如此的體會，才能認真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過從。

　　本書從全球角度出發，而書中最具爭議的論點正肇始於此：我主張我們不要再把「中國」當成是始於西元前二二一年、終於一九一一年的大一統帝國；我主張我們不要再把「中國」當成隨著一個又一個世紀、一個又一個朝代複製貼上再生的政權，好像船過水無痕一樣。我在書中反而主張十三世紀蒙古占領中國一事，不僅徹底打亂中國的體質，其影響可說至今仍然能感受到。擾動的關鍵，在於蒙古人改變了中國人設想國家權力的方式。容我用最簡明扼要的方式來解釋這個主張：治國任務不再是對內問政諮議，對外折衝樽俎，而是在中央垂直提高權力，在邊疆大肆擴張，一廂情願追求中國的利益。我在書中用蒙古的「大國」（Great State）概念來把握上述的轉變。早在蒙古占領中國之前，「大國」觀已經在亞洲流傳好幾個世紀了，可一旦蒙古人將之灌注在中國，再想要移除就不容易了。

　　不諱言，身為漢學家的我，是在自己學術生涯晚期提出這個主張的。數十年來，我這個由外往內看的人在分析中國的歷史道路時，總是選擇去挖掘這道路在世界上的位置，而不是像中國某些史家與政治人物，講陳腔濫調自話當年勇，彷彿走過這一遭的就只有中國人。愈是尋幽，愈能探賾。

　　但我也意識到，本書是在世界歷史上的特定時間點問世的。一九四五年，中國與其他國家以「聯合國」的形式共創世界新秩序。然而過去這十年來，聯合國安理會的三大常任理事國採取的單邊行動，不僅讓人想起十九世紀的大國政治，也嚴重傷害前述的世界秩序。十九世紀的國際政治文化為何會在二十一世紀捲土重來？如今，你我身處的世界不再穩定，甚至難以維繫。對於眼下的世局，「大國」的理論無法提供一錘定音的解釋。我這老漢學家之所以想請讀者注意這個理論，是因為覺得我們得調集舊有資源，賦予新觀念的靈魂，才能擘劃出比如今世道更好的願景。

　　想必會有一些華人讀者覺得這種取徑很費解，甚至冒犯了他們所珍視的「中國」概念。我把「大國」概念重新拉回中國歷史，期盼能進一步了解中國是踏上什麼樣的歷史途徑才會走到現狀。老實說，本書其他語種的讀者（蒙古版讀者除外）對於我這樣的主張大惑不解。「大國」概念不僅相當陌生，而且有悖於與幾個世紀以來淵遠流傳、中外串通的標準「長城式中國」概念。請容我給我的臺灣讀者們一點建議：大家只要去讀、去體會我收集起來的故事，再回想有沒有什麼是您原本不知道的事情，這樣就可以了。書裡的每一個故事都充滿意外，光是故事本身就很有意思，足矣。雖然足矣，但我最後還是要提醒各位，中國與世界之大，遠超過我們任何人所能遍知，而國家力量也已成長到遠遠超出確保民眾福祉所必須的程度，史學因此無比重要。史學讓過去的經驗能為今所用，助人明瞭世局的現在進行式，盼人心能日漸澄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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