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訂再版代序
書寫歷史大哉問：《面對獨裁》再版心得
周樑楷
奇蹟二加一
對金恒煒稍有認識的讀者，可能覺得《面對獨裁》這本書能順利完成反映了兩個奇蹟。其一，他抱病，伴隨兩種癌症。按理應該放鬆修養，但卻反其道而行，奮筆疾書，將近六百頁。其二，他一向被定位為政論家，以「探針」專欄評論時事，廣受矚目。如今居然寫就一本歷史著作，而且深獲學界肯定。
關於第一個奇蹟，金夫人張文翊已經主筆一本傳記性的書籍，聽說即將出版，疑惑自然可以揭曉。（金按，文翊《有情世界渡死劫》與拙著《是「史記」也是「死記」》合為一本，總題是《胰臟癌探戈》，已於二○二二年五月出版）至於第二個奇蹟，當初閱讀《面對獨裁》之後，隨手寫下備忘錄。
大約相隔只有一年的時間，有天恒煒說書快要賣完了。乍聽之下，覺得又該添加另個奇蹟。這本書裡引文考證，包含思辨分析，必須費神研讀，怎麼可能暢銷呢？
探針和探究
恒煒從年輕時代入行新聞事業，長期主編副刊。所以有機會在第一線觀察現實政治以及社會百態，尤其深知新聞製造業的眉眉角角。其實在就業之前，他出身自大學歷史系科班，曾經接受史學方法的訓練，而且耳濡目染，懂得運用歷史思維。
古希臘希羅多德（Herodotus, 484B.C.-425B.C.）因為撰寫《歷史》（History），享有「歷史之父」的美名。「歷史」這個名詞在古希臘文的本意就是「探究」（inquiry）。可見，探究等於歷史， 歷史就是探究。恒煒在受史學專業洗禮後，從事新聞行業，由編輯轉而撰寫類似「探針」短文，或者在螢幕上針砭時事。知識分子如果既探究又探針，這兩種技藝是否彼此牴牾？還是相得益彰？按理沒有絕對答案，但完全憑個人本事以及心術涵養。
《面對獨裁》以一九五○年代臺灣三大政治議題所引發的三次論諍為個案，分別檢驗胡適和殷海光怎麼面對當局獨裁者。就本書的內容屬性而言，並非「探針」式的政論擴大版。同時就寫作方法而言，也不是單純地以橫切面、偏重靜態式的對比，拿著「容忍vs自由」兩端對立的天秤，衡量胡適和殷海光孰重孰輕。這本書結合作者長期在新聞媒體工作累積的經驗以及歷史探究的思維能力，因此能以動態式的取向，進行「比較異同和機勢」的工作。在結論裡說：「殷海光由早年的保守、右派走向自由主義；胡適則由激進分子而走向保守??胡適的晚年，其實是很悲涼的??。」（頁 553）這句話其實就是這本書研究所得的結晶， 也是對胡適及殷海光的「論贊」。
也許有人堅持治史本應據實記載，千萬不可從事道德價值判斷。這是個好問題，值得在方法論上長篇大論。不過如果避開純理論的辯解，不妨先聯想幾個實例。
遠者如司馬遷的《史記》，在多篇列傳中寫的也是當時的文士，怎麼面對「今上」獨裁者。近者如美國史家小史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1917-2007）在甘迺迪總統期間擔任特別助理，前後多方參與現實政治。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之後，史勒辛格著有《帝王般的總統》（The Imperial Presidency），內容對尼克森總統不乏春秋筆削。
可見治史與道德價值判斷之間的糾葛問題，不在於理論上「可以或不可以」，而是在實際書寫的成果「得體或不得體」。回覆恒煒《面對獨裁》的第二個奇蹟，也許掌握這個關鍵可以迎刃而解。
大衛像和沉思者
西方雕塑史上有兩件知名的傑作。一是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1475-1564）的「大衛像」，另一是羅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的「沉思者」。前者的典故出自《聖經》〈舊約〉，描述大衛（又譯「達味」）如何眼神專注，起式轉身，準備以小博大，迎戰巨人的那一刻。後者的靈感源起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神曲》（Divine Comedy）地獄篇。單純就表現的主題來說，大衛打擊的對手就在眼前，名叫哥利亞（又譯「哥肋雅」），任何觀眾不必再追問，只要關注米開朗基羅怎樣攫住大衛智勇雙全的神韻就是。然而，沉思者正在琢磨什麼？羅丹沒有留下具體答案，觀眾只能自己填空。不過，沉思者全身肌肉緊繃，右手托著腦袋，看來苦惱的不該為了芝麻小事，而是有個「大哉問」吧！
學術作品往往和藝術作品一樣，作者殫精竭慮，心中要不是有個「大衛像」，就是有個「沉思者」，否則缺乏創意，不得成就創作。所以閱讀學術作品和賞析藝術作品相似，最好能看出作者所要挑戰的「巨人」是誰？苦思的「大哉問」又是什麼？
一九二○至三○年代中國史學的「現代性」（modernity）正式形成，人才輩出，佳作勝收。儘管他們政治立場分歧，有文化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右翼、社會民主以及左派，但傳統史學的典範備受挑戰，「巨人」的形象搖搖欲墜。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歷史書寫不約而同，都從「現代民族國家」的角度提問：「中國是誰？」「中國歷史文化的精神及特質是什麼？」
從一九四○到五○年代，中國又逢劇變，海峽兩岸對峙。兩個政權分別緊緊抓住當年剛形成不久的史學典範之一，並且刻意庸俗化（vulgarized），成為意識形態。結果一左一右，兩個極端，以至於歷史書寫難得有「大衛像」和「沉思者」。
恒煒書寫的《面對獨裁》旁徵博引，深入探究臺灣近代史上三大政治案件。這些都屬於歷史研究的第一個層次，然而第二個層次更加幽深，關聯研究者的歷史思維。在《面對獨裁》裡，讀者不難發現殷海光等幾位知識分子如同「大衛」一般，隨著形勢一步一步調整身段，迎戰政治「巨人」。不過，有些讀者可能一時忽略，這些知識分子不乏也是「沉思者」，不斷對原來的大哉問：「中國是誰？何去何從？」提出新的解答。恒煒特地突顯一九六○年這個轉捩點。那一年，雷案大逮捕，加上《自由中國》停刊，促使殷海光再次調整方針，終於腳跟接觸地氣，把心志轉向他所立足之處。恒煒表明本書之所以：「??聚焦於《自由中國》與〈自救宣言〉（按，即〈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簡稱）的香火相承，可說是臺灣早期民主運動的雙重奏。但與其說是『自救宣言案』與『雷案』的相起相伏，不如說是〈自救宣言〉與殷海光政治思想的起承轉合，而其關鍵人物厥在謝聰敏。〈自救宣言〉的起草主筆人是謝聰敏。」（頁 321）
恒煒同意謝聰敏的理念來自多方，然而本書一方面強調殷海光的政治思想如同薪火相傳遞給謝聰敏，另方面又闡明在實踐行動上，殷海光在一九六○年七月間已經覺悟應該「去地域之見」。殷海光說：「??只有抹除『外省人』和『本省人』這一條人為的界限，臺灣的民主自由人權運動才會成功。」（頁 357） 很清楚地，這位外省知識分子「沉思者」的「大哉問」，已轉變成「臺灣是誰？」「臺灣民主運動怎樣才能成功？」
上述殷海光政治理念及歷史思維的辨析見於《面對獨裁》的中篇。殷海光的「大衛像」和「沉思者」在恒煒歷史書寫的筆端已經很明確。這一章的標題：「殷海光的遺澤（legacy）」，內容敘述殷海光對謝聰敏等人的影響。然而，幽深之處在本章的結語中，說：「從殷海光到謝聰敏，從『雷案』到『自救宣言案』╱ 『彭明敏案』，隱然看到民主運動不絕如縷的薪火相傳，正像莊子所說『爝火不息』。只是殷海光在『自救宣言案』上的重要性，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本文就歷史的功績簿上還殷海光應有的貢獻，也算『發潛智德的幽光』罷。」（頁 366）
這段引文看似恒煒一時傾吐為快，書寫個人研究歷史的心得。然而，我們不妨就這段話追問：恒煒書寫臺灣五○年到六○ 年代這段歷史，難道只是「為歷史而歷史」，僅僅比較胡適和殷海光嗎？恒煒是否也有自己的「大衛像」和「沉思者」？回答這個屬於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我想本書的「大衛」並非胡適，而是殷海光；同時本書的「沉思者」也是殷海光。胡適以及至今仍然捧著胡適神主牌位的人們則成為本書中的「巨人」，至於政治巨人獨裁者在本書只不過是背景配角人物而已。殷海光從一九六○ 年起開始有個嶄新的「大哉問」，而且適時傳給謝聰敏等人，從此一直遺澤後人。這條內在理路的線索，可以證明外省人殷海光和外省人金恒煒前後幾十年來都在自問：「我是誰？」「臺灣是誰？」「臺灣民主運動何去何從？」
《面對獨裁》為什麼能夠暢銷再版？這個第三奇蹟，莫非因為這本歷史書寫也能代理回答二十一世紀許多讀者關心臺灣的「大哉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