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005

第一章 個人主義或極權主義 023

第二章 承繼或失敗 051

第三章 統合或帝國 089

第四章 創新或永恆 139

第五章 真相或謊言 195

第六章 平等或寡頭 265

結語 339

致謝 345

附注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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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節錄）



　　二○一○年是個反思回顧的時候。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讓世界上的大筆財富消失，而經濟復甦起起伏伏，又多半是富人得利。此時的美國總統是非裔人士，而歐洲在二○○○年代的大冒險（歐盟東進）也似乎已經完成。二十一世紀過了十年，距離歐洲共產主義垮台已過二十年、距離二次大戰開始已有七十年歷史，二○一○年似乎是個適合回顧過往的年分。



　　那一年，我也和歷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在他的臨終病榻前合作。我最崇敬他的作品，就是二○○五年出版的《戰後歐洲六十年》（Postwar），書中講述歐盟如何完成難如登天的壯舉，將過去帝國的碎落片段重組成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最重要的民主區。全書結尾深刻思索著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的回憶。而賈德指出，在二十一世紀，光靠程序與金錢還不夠：想追求體面的政治，就必須正視恐怖的歷史。



　　賈德在二○○八年患上肌萎縮側索硬化症（ALS，俗稱漸凍症），這是一種退化性神經系統疾病，得病後必死無疑，過世前就困在一具大腦無法控制的身體裡。賈德無法控制雙手之後，我們開始用錄音的方式，談論關於二十世紀的各種主題。我們在二○○九年談話時，美國總認為資本主義不會改變、民主制度必將到來，但這讓我們兩人憂心忡忡。賈德已經寫過，二十世紀曾有一批不負責任的知識分子如何助長了極權主義。而他當時也開始擔心二十一世紀又出現另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完全不接受其他概念，於是讓討論變得平板、政策難以推動、不平等成為正常現象。談話當時，我正在撰寫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納粹德國與蘇聯在歐洲所犯下大規模政治屠殺的歷史，書中先談人民與他們的家園，特別是猶太人、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俄羅斯人、波羅的海人、波蘭人，這些人居住的地方都曾經歷納粹與蘇聯兩種政權。雖然那本書的各個章節看來殘酷，談的都是有意為之的饑荒、屍坑、毒氣室，但全書抱持的態度很樂觀，認為我們能夠找出大規模屠殺的原因、能夠回憶起死者的話語，也就能夠訴說真相、可以汲取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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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波蘭落入共產政權之手，成為蘇聯的附庸國，卡廷也成了禁忌話題。一直要到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歷史學家才能找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蘇聯文件清楚指出，這項大規模屠殺是刻意為之，經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親自批准。自蘇聯垮台以來，新成立的俄羅斯聯邦一直在努力解決史達林恐怖主義所遺留的問題。二○一○年二月三日，我當時寫的書正要收尾，俄羅斯總理向波蘭總理提出一項驚人的建議：於該年四月、也就是大屠殺發生七十週年之際，在卡廷舉辦聯合追悼活動。四月一日午夜，那天正是我兒子的預產期，我將完稿寄給出版社。四月七日，波蘭總理率領的波蘭政府代表團抵達俄羅斯。隔天，我的妻子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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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之後，一切都改變了。普丁成為總理之前，已經連任兩屆總統，並在二○一一年九月宣布將再度競選總統職位。他所屬的政黨在十二月的國會大選表現不佳，但仍然取得多數席次。到了二○一二年五月，經過另一場看來籠罩著黑幕的大選之後，普丁再次擔任總統。從此之後，只要討論蘇聯的過往（甚至例如他自己開始的卡廷議題），都被視為刑事犯罪。在波蘭，斯摩棱斯克空難讓社會團結了一天，但接著就引發長達多年的對立。對二○一○年四月空難的執念與時俱進，已經排擠原本要追悼的卡廷大屠殺，更確確實實地排擠波蘭在過去歷史上的種種苦難。波蘭和俄羅斯不再反思歷史。時代在變，又或許是我們的時間感正在改變。



　　歐盟陷入一片陰影。我們在維也納的產科病房，有便宜的保險支付一切費用，提醒著我們歐洲計畫其實十分成功，許多服務在歐洲視為理所當然，在美國卻難以想像。另一個例子是，能讓我前往醫院的地鐵快速且可靠：這在歐洲再正常不過，但在美國又是難上加難。二○一三年，俄羅斯開始譴責歐盟墮落並懷有敵意。畢竟如果俄羅斯民眾看到歐盟的成功，可能會覺得過去的帝國都能成為繁榮的民主政體，於是俄羅斯聯邦也遭到危及。



　　隨著俄羅斯的鄰國烏克蘭與歐盟愈走愈近，俄羅斯在二○一四年入侵烏克蘭、併吞部分領土。到了二○一五年，靠著許多歐洲和美國人推波助瀾，俄羅斯的網路戰越過烏克蘭，開始染指歐洲及美國。二○一六年，英國公投決定退出歐盟，一如莫斯科長期的倡議；美國選出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成為總統，背後也有俄國付出心力。這位新上任的美國總統除了有著諸多缺點，更無法反思歷史：在大屠殺的相關場合無法寫下適當的留言，連在自己的國家也不對納粹分子提出譴責。



　　二十世紀腳步已遠，但我們並未從中學到教訓。俄羅斯、歐洲和美國出現一種新的政治形式，一種新時代、新的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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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歐美走入新世紀的，是一個講述「歷史的終結」的寓言，我稱為線性必然政治（politics of inevitability）：感覺未來只不過就是現在的線性發展、進步的法則都已在掌握之中，一切別無他法，也就覺得沒有什麼真正能做的事。在線性政治的美國資本主義版本裡，自然就會帶來市場，市場就會帶來民主，民主就會帶來幸福。至於在歐洲版本裡，則是歷史就會帶來國家，國家就會從戰爭中學到和平是件好事，於是選擇融合為一，走向繁榮。



　　在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之前，共產主義也有自己的一套線性政治：自然就會帶來科技，科技就會帶來社會改革，社會改革就會帶來革命，革命就會帶來烏托邦。而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最後是由歐洲及美國版本的線性政治勝出，歐洲在一九九二年成立歐盟；至於美國，則認為共產故事的失敗證明資本主義才是真理。在共產主義告終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裡，美國和歐洲不斷講述自己那套線性政治的故事，也就培養出一群沒有過去歷史的千禧世代。



　　一如所有這樣的故事，美國版本的線性政治故事並非真正符合事實。從一九九一年後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命運就能清楚瞭解，某個體系崩潰，並不是把一切清空重來，不會看到自然帶來市場，市場帶來權利。美國於二○○三年在伊拉克掀起非法戰爭之後，如果能好好面對自己造成的災難後果，就該學到這個教訓。至於二○○八年的金融危機和二○一○年美國放鬆對選舉獻金的管制，則讓富人的影響力增加、選民的影響力則遭削弱。隨著貧富差距拉大、投資期限（time horizon，希望達到投資目標的期限）縮短，認為明天會更好的美國人已愈來愈少。如果覺得國家失靈、無法保障理所應得的基本公共財（像是教育、退休金、醫療保健、交通運輸、育嬰假、假期），就可能讓美國人每天都過得惶惶不安、覺得看不到未來。



　　線性政治的崩潰，會帶來另一種時間感：永恆迴圈政治（politics of eternity）。線性政治讓人覺得未來必然走向美好，而迴圈政治則讓國家落入一種被害者的迴圈循環。時間不再是走向未來的一條線，而是無止境地一再面對過去的相同威脅。在線性政治裡，人人都知道一切終將進步、變得更好，所以沒有人需要負責任；在迴圈政治裡，則是覺得無論我們做什麼，敵人總會來臨，所以也沒有人能負起責任。迴圈政治家所傳達的信念，則是認為政府並無法協助社會整體，只能防範各種威脅，於是進步精神讓位給了末日之感。



　　在權力方面，迴圈政治人物會製造危機，操弄由此而成的情緒。為了讓人不要注意到這些政治人物對改革的無能為力或毫無誠意，這些政治人物會讓公民每隔一小段時間就交互體驗著各種狂喜與暴怒，以現在淹沒未來。而在外交政策上，對於原本該成為公民所希冀的各種成就，迴圈政治會加以貶低、抵制。迴圈政治運用科技，在國內外傳播各種政治上的捏造故事，否認眼前的真相，而將真實的人生簡化為種種吸引注意力的奇聞軼事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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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的目的，就是要為了歷史而重新掌握現在，也就是要為了政治而重新掌握歷史。這意味著，在這個事實性本身都遭到質疑的時候，我們將要試著理解當代世界史（從俄國到美國），一系列相互關聯的事件。二○一四年，俄國入侵烏克蘭，是對歐盟和美國的現實測驗（reality test）。許多歐美人士忙著追打俄羅斯的宣傳幻影，忽略維護法律秩序。於是，歐美浪費時間研究究竟是否真正發生入侵、烏克蘭到底算不算是一個國家，以及烏克蘭究竟有沒有被入侵的價值。這顯露歐美一項巨大的弱點，而俄國也很快加以利用。



　　歷史作為學科，正是始於與戰爭宣傳的對抗。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史上首部歷史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The Peloponnesian Wars）中，對於將領對自己行動的說明，以及這些將領做出各種決定的背後真正原因，仔細地做出區別。在我們這個時代，不平等加劇，也讓政治故事捏造的成分提升，於是調查報導變得更加珍貴。調查報導的復興始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勇敢的記者身入險境，交出一篇又一篇的報導。在俄羅斯與烏克蘭，新聞重點集中在盜賊統治（kleptocracy）與貪腐的問題，也是由受過相關報導訓練的記者來報導這場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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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真的能夠如此當代嗎？雅典與斯巴達作戰已經是兩千多年前的事，所以我們還以為伯羅奔尼撒戰爭算是古代歷史。然而，當時那位史家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就是他當下經歷的事件，就算提到對過去的討論，也是為了清楚闡述當下的風險，而本書也謙卑地遵循這種方法。



　　本書就算談到俄羅斯、烏克蘭、歐洲和美國的歷史，也是因為出於定義當下政治問題的必要，是為了澄清某些目前籠罩著這些問題的迷思。本書引用相關國家的第一手史料，希望從中找出各種模式及概念，協助我們瞭解自己的時代。這些史料的語言包括俄文、烏克蘭文、波蘭文、德文、法文及英文，除了是學術的工具，也是經驗的聖水盆。這些年來，我除了閱讀及觀看俄國、烏克蘭、歐美等地的媒體，親身造訪許多相關地點，有時也得以比較針對特定事件的描述，看看自己及親友的認知與當地說法有何出入。本書每章的重點都是關於某個特定事件、特定年分：極權主義思想的回歸（二○一一年）；俄國民主政治的崩潰（二○一二年）；俄國對歐盟的攻擊（二○一三年）；烏克蘭革命與隨後的俄國入侵（二○一四年）；政治故事在俄國、歐洲及美國的傳播（二○一五年）；川普的勝選（二○一六年）。



　　在線性必然政治看來，政治基礎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改變，也就讓人懷疑這些基礎究竟是什麼。如果我們認為良好的政治秩序會自然而然延伸形成未來，就不用去問這個秩序究竟是什麼、為什麼這樣是好的、這是怎麼維持的，以及該如何加以改進。歷史就是（而且也必須是）關於政治的思想，因為歷史在線性與迴圈之間打開一道縫隙，讓我們不是在兩者間隨意飄移，也讓我們看到自己可能有所作為的那一刻。



　　等我們既跳出線性，也對抗迴圈，關於崩解的歷史就能成為一份指引，讓我們修復一切。腐蝕的狀態，正能揭示什麼能抵抗侵蝕，什麼能被強化，什麼能被重建，什麼必須重新構想。由於理解就是一種賦權，所以本書的章名都是呈現選項的形式：個人主義或極權主義、承繼或失敗、統合或帝國、創新或永恆、真相或謊言、平等或寡頭。這樣一來，個人性、耐力、合作、創新、誠實與正義都算是政治美德。這些特質絕不只是什麼好聽話或偏好，而是歷史上的事實，重要性不下於物質力量。這些美德與它們所激勵、滋養而成的制度密不可分。



　　一項制度可能培養出某些善的觀念，而且也需要這些概念來推動自己的成功。如果制度想發展蓬勃，就需要各種美德；如果想培養出各種美德，也需要各種制度。想追問公眾生活中的善惡道德問題，就不能不對結構進行歷史的調查。然而，線性必然政治與永恆迴圈政治讓各種美德似乎顯得無關緊要，甚至是可笑：在線性政治看來，善是一種早就存在的事實、而且一定會繼續擴張；而在迴圈政治看來，惡才是永恆，而我們只會一直是無辜的受害者。



　　如果想對善惡提出一套更好的說詞，就得重新喚醒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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