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第一章 公共理性思想的歷史考察

第一節 霍布斯—主權者的公共理性

第二節 洛克—公民社會的公共理性

第三節 康德—公共性和理性的公用

第四節 羅爾斯—作為公共證明之基礎的公共理性



第二章 羅爾斯的公共理性思想論綱

第一節 公共理性與民主觀念

第二節 公共理性的內在結構

第三節 公共理性的特徵



第三章 公共理性與公民資格

第一節 公民的道德能力

第二節 自由與平等

第三節 理性與合理性



第四章 作為一種政治建構論的公共理性

第一節 政治建構論

第二節 現代民主的基本狀況

第三節 公共理性的建構

第四節 公共理性與現代民主



第五章 公共理性與政治合法性

第一節 政治合法性的形式

第二節 重返理性

第三節 以公共理性奠基的政治合法性



結論：羅爾斯公共理性思想的意義和侷限性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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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節錄）



　　正義問題始終是羅爾斯政治哲學所關注的中心主題，從《正義論》到《政治自由主義》的整個理論探討過程，就其所涉及的問題而言並沒有出現根本性的變化，甚至於就羅爾斯自己所提出的正義原則來說，也是前後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思考問題的背景發生了變化。在《正義論》時期的羅爾斯試圖闡明和論證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正義原則，並且透過論證正義與善之間的一致性，強調了依據正義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能夠產生一種自我維持的力量。但是，後來羅爾斯越來越多地注意到社會多元化和意識形態多元化的事實，進而認為在《正義論》一書中對於穩定性問題的解釋是不現實的。換句話說，對於深受英美實用主義哲學傳統影響的羅爾斯來說，穩定性的問題根本不可能在理論體系的內部得到完成，而是必須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公開地接受公民所堅持和信奉的互不相同的完備性學說的檢驗。羅爾斯對他在《正義論》中所提出的作為公平的正義原則可謂情有獨鍾，儘管他對來自各方面的批評都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回應，但是，羅爾斯始終沒有放棄令他心儀的正義原則。可以這樣說，羅爾斯在《正義論》之後所做的理論闡釋只不過是一種繼續對他所提出的正義原則進行辯護而已。羅爾斯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他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的導論中寫到：「的確，這些演講的目的和內容似乎與《正義論》有著一種主旨的改變。當然，誠如我所指出的那樣，兩者間確有一些重要差異。但要理解這些差異的本性和程度，就必須視之為源自力圖消除內在於公平正義的一個嚴重問題時所產生的差異，亦即源自這樣一種事實所產生的差異，這個事實是：《正義論》第三部分關於穩定性的解釋與全書的觀點並不一致。我相信，所有差異都是消除這種不一致的結果。若不然，這些演講就會採取《正義論》一書的結構和內容，在實質上保持不變。」那麼，羅爾斯所說的「一些重要差異」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呢？我認為羅爾斯所提到的重要差異主要體現在理論視野和論證策略兩個方面。就理論視野來說，羅爾斯不再把他提出的正義原則看作是一種普遍範圍的道德正義學說，而是把它當作一種嚴格的政治正義觀念；就論證策略而言，羅爾斯不再從一種普遍性事實的前提出發來論證正義原則，而是從隱含在民主社會公共政治文化當中的基本理念著手來建構和論證正義原則。羅爾斯這種在正義問題上的理論退卻讓太多的人感到失望沮喪和莫名其妙，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探討制度的正義性問題時還沒有明顯地表現出對社會政治制度性的偏愛，可是在羅爾斯繼續對一種政治正義原則進行辯護和論證時，他特別地依賴於民主政治實踐和民主思想傳統，並且認為從民主政治實踐和思想傳統中所隱含的基本理念出發就能夠建構出一種政治正義原則，也就是羅爾斯自己所提出的正義原則。這確實令人感到奇怪和困惑。人們不禁會問，難道只有民主社會才有政治正義問題嗎？難道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羅爾斯為什麼特別強調民主政治的歷史和現實背景呢？莫非羅爾斯把自由民主制度看作是人類政治的最終歸宿？羅爾斯從來沒有想過人類政治除了自由民主政治之外的其它可能形式，他似乎想當然地就把自由民主的政治實踐作為一種既成的事實接受下來，剩下來的工作就是進一步地完善和維護民主政治制度。平心而論，羅爾斯的確是從一種經驗主義的立場來理解政治哲學的，並且他也真心地希望自己生活於其中的民主制度能夠更好地實現人的自由和平等，正如他所說的那樣：「如果超出歷史經驗的教訓和這一點點並不是過分依賴於偶然性動機和能力的智慧，問題就得不到更多的解釋。歷史充滿著各種驚奇。我們不得不系統闡明一種立憲政府的理想，以弄清楚它是否對我們產生作用，且我們能否在社會歷史中成功地將其付諸實踐。」羅爾斯的問題是，在被看作是自由而平等的、並在整個生活中世世代代都能充分合作的社會成員之公民間，具體規定其社會合作之公平項目的最適當的正義觀念是什麼，同時他還假定民主社會中存在著相互對立甚至互不相融的宗教學說、哲學學說和道德學說的多樣性特徵，並且把合乎理性的學說之多樣性看作是人類理性能力在持久的自由制度背景內發揮作用所不可避免地產生的長期性結果。因此，羅爾斯認為不可能從任何一種特定的完備性學說出發引申出一種可能合理地期待所有公民認可的政治正義觀念，因為任何公民對於自己所堅持的完備性學說都有著強烈的和迫切的真實性要求。也就是說，一種學說在相信它的人們看來總是一種真實的和正確的東西，儘管他們知道在多種不同的觀念中只有一個可以是真的，「除非把政治的正義觀念建立在平等的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基礎之上，並堅實地建立起來、且得到人們的公共認可，否則，任何理性的政治正義觀念都不可能」。羅爾斯認為一種比較恰當的方式是獨立地建構和闡明一種政治正義原則，如果它能夠得到公民從各自的完備性學說出發對該政治正義原則的理解和認可，那麼它就可以成為民主社會中公民之間政治認同的基礎，這種政治正義原則正是羅爾斯所說的公共理性所包含的實質性內容。羅爾斯相信公民在公共的政治生活中只有遵循公共理性的要求和限制，才可能真正建立起一種相互尊重和民主寬容的政治關係。



　　羅爾斯的意向是令人著迷的，也確實值得人們嚮往和期待，他不再把政治行動理解為不同的利益群體為爭奪政治權力而進行的鬥爭，也不再把政治行動看作是不同的意識形態為爭奪話語霸權而展開的權力角逐，或者像他所說的那樣，政治自由主義對一切合理的宗教學說和非宗教性學說一視同仁，既不否認，也不質疑，任其在民主社會的背景文化中自然發展。與傳統的理解方式不同，羅爾斯把政治行動看作是公民之間在相互性原則的基礎上所進行的一種社會合作事業，羅爾斯似乎非常擔心公民們由於堅持和信奉相互對立的完備性學說會削弱和摧毀自由民主政治的寶貴價值，因此，他極力主張建立一種政治上的共識，並由此來引導公民在公共政治生活當中的行動。「沒有公民對於公共理性的忠誠及其對於公民性責任的恪守，各種論說在表達自己主張時，他們相互之間自然就會出現分野和敵意。當然，這種敵意不應該長期存在。不過，論說之間的一致與和諧以及某個公民對於公共理性的允諾並不是社會生活的永恆性條件。毋寧說，一致與和諧所依靠的是公共政治文化的生機，是公民們對於公共理性觀念的忠實和領會。一旦公民不再關心公共理性觀念的承諾並開始忽視公共理性，他們就很容易產生怨恨和不滿。」因此，羅爾斯認為，儘管在每個民主社會中產生影響並發揮著積極作用的完備性論說有所不同，但是尋求和建構一種恰當的公共理性的觀念卻是各個民主社會所面臨的共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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