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98年的時候，我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唸書，導師是宋國青先生。當時先生參與一個項目，為發改委的“十五規劃”出謀劃策，帶著一群學生做研究。先生平時話不多，可以說是惜字如金，動員會上還是講了幾句，引用了盧卡斯那句著名的話：一個人一旦開始思考經濟增長問題，就很難思考其他的問題了。
這句話，影響了我半生。經濟增速每相差1個百分點，70年後收入就差一倍。對於千家萬戶而言，這是巨大的差別。從此，增長問題在我腦子裏一直揮之不去。這本書是我這20年來思考增長問題的一個階段性的交代。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成績單，無疑是值得自豪的。十幾億人實現溫飽，是這個國家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事情，稱為“奇跡”並不為過。需要探究的是，這個奇跡是怎麼發生的？是歸結於歷史的偶然、偉大人物的推動，還是有規律可循？有規律可循的話，這些經驗能複制嗎？能指導未來嗎？對其他國家有參考價值嗎？
中國做對了什麼？
回答這些問題，可以分解為兩步。第一步，中國做對了什麼？第二步，中國是怎麼做對的？
第一個問題看起來複雜，其實很簡單，就像是一個腦筋急轉彎。我們只要把所有的高收入國家放在一起，尋找這些國家最重要的共同特徵，再看看中國有沒有做到，就可以大致知道中國做對了什麼。
拋開所有的細節不談，高收入國家最重要的共同特徵，就是工業化。歷數歐洲、美洲、亞洲的主要高收入國家，沒有哪一個國家是沒有實現工業化的。除了少數的嚴重依賴自然資源的國家，比如石油輸出國，都是通過工業化實現了經濟起飛。即便是石油輸出國，也要利用石油換來的資金努力實現工業化，否則後續發展潛力成疑。
工業化還有很大的韌性。翻開人類的經濟歷史，任何一個國家，只要實現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就很難倒退到工業化以前的水平。蘇聯這樣的計劃經濟國家，雖然經歷了動蕩，但是因為工業化水平已經很高，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很快從動蕩中走出，實現了1萬多美元的人均收入。
剛才是橫向的、國家間的比較。縱向的、歷史的比較，也會指向工業化這個關鍵詞。人類漫長的文明史，其實絕大部份人在絕大部份時間裏都在溫飽線上掙扎。人均收入的真正增長，是18世紀以來的事情。
歷史的勝負手，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從英國開始，蔓延到歐洲大陸、北美，然後蔓延到亞洲，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區。工業革命所到之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業革命還沒到的地方，依然貧窮。世界的經濟版圖，其實就是工業革命的蔓延地圖。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歷程，就是一步一步向工業化努力的歷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把土地的使用權還給農民，一舉解決了10億人的吃飯問題，為工業化打下農業基礎，並且釋放了勞動力。鄉鎮企業，是“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民營企業，是“離土又離鄉”的工業化。對外貿易和加入WTO （世界貿易組織），是利用全球商品流通市場加速工業化。房地產改革和大規模基建，釋放了大量的需求，因而促進了工業化。金融改革，是為工業化創造融資條件。用“工業化”這個關鍵詞，可以串聯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切大事件。
從工業化這個“超宏觀”的角度，我們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會有不同的看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所有成就，其實就是不斷向工業化的方向努力，並取得的一定的成績。當我們讚歎改革的時候，不應忽視我們只不過是做了一件大家都努力在做的事情。從這個基本方向上，中國並沒有特殊之處。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各國在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都面臨著自己的困難。能夠克服自己的困難，推進工業化的國家，就是經濟成功的國家，否則就是經濟失敗的國家。僅此而已。
所以，中國經驗的最底層邏輯，並沒有特殊之處。如果有的話，就是在底層之上的次底層、中層，或者表層，有一些特點。這種特點並不是中國獨有的，而是各國都會有自己的特點，即各國都有自己的困難，以及克服困難的做法。中國經驗的可取之處，就是如何克服屬於自己的那一部份困難。這種困難如果未來還有，研究這種困難就會對未來有啟發意義。這種困難如果其他國家有，研究這種困難會對其他國家有參考價值。
以上是我對“中國做對了什麼”的回答。繁榮沒有秘密，更沒有陰謀，就是努力向工業化邁進。
中國怎麼做對的？
第二個問題：中國怎麼做對的？這個問題有兩種回答的辦法。第一種是回到歷史的細節當中，尋找重大的節點，分析當時這麼做的選擇，回答為什麼這樣做，阻力在哪裏，如何克服的。這一任務艱巨，遠遠超出本書的範圍，暫且留到將來研究。
第二個辦法，我們可以反問：我們以前也做了很多嘗試，但是一直沒有成功，以前哪裏做得不好？這一次有什麼不一樣？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是中國一次成功的工業化嘗試，但不是第一次嘗試，而是第四次嘗試。自從19世紀中國打開大門，和世界開始大規模的交流以來，中國至少進行了四次大規模的工業化嘗試：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的洋務運動。第二次，辛亥革命以後，民族工業興起。第三次，1949–1978年，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業化嘗試。第四次，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
分析比較這幾次工業化嘗試，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幾次嘗試中的兩個主要問題。
首先，工業化不能由政府主導，而應由市場主導。洋務運動和計劃經濟，都是由政府主導，都沒有給我們帶來成功的工業化。二者的共同特徵，是政府直接取代了企業家的職能。政府官員既是官員，又是企業家，二者的角色存在重大的衝突。政府主導的工業化，不利於發動億萬人的積極性，不利於培育市場，最後都難以為繼。
其次，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非常重要。辛亥革命以後的工業化，很難說不成功。大部份史家都認為，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民營工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1911年以後的20多年間，包括西方大蕭條時期，中國經濟很難說不好。然而，隨著大規模戰爭的爆發，民眾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工業化自然也就中斷了。
反觀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是一次和平環境下、市場主導的、自下而上的工業化嘗試。無論是鄉鎮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是從市場裏長出來的，不是政府主導、規劃出來的。
市場力量的生長，是工業化這枚硬幣背面的圖章。沒有市場的孕育和生長，工業化可能可以發個芽，但是很難長出茂盛的枝葉，更難開花結果。人類社會是個有機體，市場是滋潤全身的營養劑，看似無形，實則有力。
強調市場力量的生長，並不是否認政府的作用，這種作用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一）維護基本的和平穩定，沒有和平穩定的環境，經濟建設就是一句空話；（二）順應市場的訴求，改變制度規則，讓市場力量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三）主動推動對外開放， 促進市場的發育。
簡言之，從基本的脈絡看，中國的改革開放主要就是政府與市場合作，推動了工業化。任何成功的工業化，都需要政府發揮積極作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從工業化到城市化
那麼，中國的工業化還有發展空間嗎？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工廠了，全世界的市場上，都流通著來自中國的商品。這種情況下， 我們的工業化還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嗎？工業化支撐的繁榮，還能持續嗎？
這個問題，是面向未來的問題。要面向未來，最重要的是審視現在。回到我們剛才的分析，市場力量的發育，和工業化是一體兩面的事情。要問工業化還有沒有空間，就問現在的市場是不是已經很完善了。那麼，現在的市場發育完善了嗎？只要認真觀察過中國經濟，就不會認為中國的市場機制已經完善了，就像沒有人相信改革已經完成了一樣。所謂深化改革，不就是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嗎？
那麼，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的抓手是什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轉向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城市。梳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會發現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和主要高收入國家比，我國的工業產值佔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很高，但是城市化率很低，二者呈現出很大的不匹配。城市是市場發育的主要空間載體，城市發展的滯後，使得我國的市場發育還有很大的不足。反過來說，進一步推動城市化，是我國市場發育的最重要抓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城市不進一步發展，想發展市場就是一句空話。
進一步理解這個問題，需要我們對“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這個基本特徵進行進一步的理解。所謂工業化，其實是一個“複制”過程，掌握了技術，有了原材料，這個複制過程可以很快。你可以想像一下複印店裏的複印機。原件放進去，就開始一張張複印，速度非常快。這裏面，複印機和原件是技術，油墨是原材料。工業化也類似，有了技術、資金、勞動力，這個過程可以很快。過去40 年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就是因為工業化是個複制過程，可以很快。
但是城市不是這樣，城市不僅是鋼筋、水泥、道路、橋梁，更是一套複雜的網絡，一套遊戲規則，甚至文化習俗、風土人情。這些東西，是不能複制的，而必須慢慢生長，需要一個時間。做個類比的話，工業是無機體，可以批量生產，而城市是有機體，只能慢慢生長。這樣一來，“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的基本特徵，就容易理解了。
因為城市化滯後，中國的市場發育不完善，工業化也受到制約。這種制約，集中體現在各種結構失衡上。
比如說，我國經濟依賴外需，就是因為國內市場發育滯後，需求不足。內需充足了，就不會依賴外需了。
再比如，為什麼我國服務業相對滯後？也是因為城市化滯後。服務業在城市裏相對有優勢，在農村很難發展。農村經濟的基本特徵，是分散、自給自足。因為地廣人稀，經濟流量低，農村的服務業很難發展。
從這個角度看，“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是我國經濟最本源的結構特徵，可以幫助理解很多其他的結構失衡問題。要解決結構失衡問題，市場就要進一步發育，抓手就在城市化。
如何發展城市
如何進一步城市化？這就需要政府與市場的再一次親密合作。“城”與“市”兩個字共同構成城市，其實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事物。古代的城，起源於安全防衛，是和政權、君王聯繫在一起的，“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而市，則是市場，是交易發生的地方，是黎民百姓討生活的場所。
因此，“城”與“市” 這兩個字，其實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秩序，兩個字放在一起，概括了社會形態最重要的兩個方面。“城”是政府、君王主導的，而市，則是平民、企業活躍的空間。城市化的發展，終究是政府支持、包容之下的市場行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能走多遠，就看城市化能走多遠。
最後要補充兩點。第一， 一般而言，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伴生的現象，差不多是同時推進和完成的，在歐美等高收入國家大致如此。這是因為，城市化能夠達到的程度，是當時最先進的技術決定的。對於走在發展矩陣前列的國家而言，技術進步是緩慢的，而且技術進步會推動工業化進步，會引起人口向城市流動，因此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同步推進的。
但是在後發國家比如中國，由於工業化發展太快，城市化雖然也有很大發展，但是因為種種原因還是滯後了。因此，中國的城市化分為兩步。第一步是以工業化為主，城市化為輔，是工業化主導的階段，簡稱“工業化”階段；第二步以城市化為主，帶動進一步的工業化，我們稱之為“城市化”階段。因此，我把本書命名為《從工業化到城市化》。
第二，我必須承認，這是一本遠遠沒有寫完的書。關於中國改革開放過去經驗的總結，本書只是個開始。本書提出了“從工業化到城市化”的兩階段描述，但是並沒有能夠回答工業化是如何發生的，如何推進的，以及為什麼能夠推進，等等。這些深層次的問題，本書都沒有涉及。
關於未來，關於進一步城市化，我也只是看到了未來的潛力，看到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抓手，但是並不知道未來路徑會如何演化，路上有哪些荊棘，我們能否過關斬將。
本來的研究計劃，是要說清楚中國的工業化是如何發生、發展的，遇到了哪些困難，是如何克服的。然而，耗時幾年，頭髮逐漸稀少，研究卻絲毫沒有進展，我慢慢失去了信心。沮喪之餘，深感理解這些問題遠超出個人的能力範圍，可能需要更多人的努力。
於是，把這一鱗半爪的觀察思考拿出來，談不上任何體系，錯誤也在所難免，肯定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願這些日夜所思所想的點點滴滴，對於思考中國的問題，有一點點幫助，至少幫助大於誤導，則可心安矣。
是為序。
徐遠
2019.05.12 於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