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

序

　　本書原是我在臺大歷史系講授「北宋的改革與變法」課的講稿。講授這門課，始自民國八十六學年，通常是隔年開授一次。我在民國一○二年七月底退休，退休後，仍然在次年上半年，也就是一○二學年下學期，以兼任教師的身分講授了一次。此後在下學期只開授帶領研究生讀書的「專題研究」課，不再開講授課；一○三、一○四兩學年的上學期輪開其他講授課，至一○五學年，我更因身體健康的關係，連講授課也不再開授，只開「專題研究」課，於是一○二學年下學期的那一次，成為「北宋的改革與變法」這門課的最後一次講授。

　　這門課初開授，正值系裡調整已實施多年的大學部課程。新的課程規畫，在中國史方面，原本一年級必修一學年，由一位教師講授的「中國通史」課，改為一、二年級必修的「中國史」課，並依上古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現代等各具特色的四個時代劃分為四個學期，由四位各具該時代專長的教師來講授。原本學生在修習過「中國通史」課之後，須選修主要如秦漢史、隋唐史等以朝代劃分的斷代史若干門，系裡雖開有如「中西交通史」、「中國經濟史」、「中國社會史」等專史課，但為數不多；課程調整後，改為減少斷代史課的開設，學生在修習過「中國史」課後，主要修習以政治法制、思想文化、社會經濟來劃分的三大範疇課程，課程可以是斷代史課，或是專史課，也可以是專題式課程，授課教師視講授內容分別將課程歸屬於不同的範疇，一門課也可以同時歸屬於一個以上的範疇，學生則須選修不同範疇的課程若干門。「北宋的改革與變法」這門課，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以專題式的斷代史課開出，我同時歸之於政治法制和社會經濟兩大範疇，所以如此，是因為慶曆改革與熙寧變法是北宋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而這兩次政治事件的產生背景與後續影響，除了牽連到國內政爭與對外關係之外，又與財政、社會密切相關，因改革與變法而實施的各項政策，也直接或間接地關係到這兩個因素，而我在講授時，則是以國家財政、國內政爭與對外關係三者的相互作用，貫串整個課程。自開授以來，這門課始終只在大學部講授，研究生只有在原非歷史系學生而必須補修歷史系大學部課程的情況下，才能選讀。

　　當時所以會考慮到用「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為題，開一門課，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這一個問題是歷史系學生應有的知識，無論在講宋元明清史的「中國史三」課裡，或是在只講宋代歷史的「宋史」課裡，都受到講授內容與時間的限制，能夠講的有限，對於事件的來龍去脈，或是政策的內容與源起，容易語焉不詳，無法讓學生有比較清楚的了解；以此一題目來開一門課，很多事情就可以解釋得比較清楚。另一方面，也由於我在民國七十年代撰寫並發表過幾篇與熙寧變法有關的論文，包括在民國七十年代初期寫的〈市易法述〉、民國七十年代後期寫的〈宋神宗時代西北邊糧的籌措〉和〈北宋元豐伐夏戰爭的軍糧問題〉，並且早在民國六十年代初期唸碩士班一年級時，在林伯羽師指導下，詳讀過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包括宋神宗時代的記載；到寫〈市易法述〉時，又再細讀了其中有關市易法的部分，因而在論文中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學界自民國初年以來盛行的說法有些不同。此一看法建立的過程，我曾在民國九十六年十月以「市易法述的寫作過程」為題，講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辦的「年輕學者論文精進班」課堂上，講章並刊載於精進班的網站。至於另一篇與講授內容相關的論文〈宋代財政的中央集權趨向〉，則撰寫並發表於民國八十年代後期，時間已經在開始講授這門課之後，是為了應參加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的需要，把課中所講的相關內容，加以擴充而寫成的。

　　本書在性質上如同已經出版的《中國社會史》與《宋代科舉社會》，是一本編纂的教材。內容雖如上所述，有一部分取材於我自己的研究心得，但大部分仍然是採自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由於慶曆改革與熙寧變法是宋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向來是認識北宋歷史的主軸，所以在中國通史或宋史的書中都會論及，被視為彼此關聯的兩件大事，相關研究論著也甚多，特別是熙寧變法。本書對於這兩件前後關聯的重大事件，在討論時是以熙寧變法為主體，而把慶曆改革視為熙寧變法的前奏，同時並論及元祐年間以後至宣和末年的後續反覆演變。此外，得益於近年來相關研究成果漸多，本書還討論到過去通史或斷代史書籍一般較少論及的新法對南宋歷史的影響。由於這門課講授的對象是大學部的學生，所以在參考書目方面，以中文論著為主，英文與日文論著雖有而甚少，但個人所知、所讀均有限，即使中文論著也遠未能周全。

　　我的授課講稿的出版，出自方震華先生和陳雯怡、吳雅婷兩位女士的提議，獲任職於臺大出版中心的湯世鑄先生促成。本書稿送審前的整理，得吳雅婷女士和鄒武霖先生的協助。鄒先生當時就讀於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宋史，他曾在暨南大學歷史系受教於吳女士，當時也是吳女士的助理。鄒先生為這本書稿的整理耗費了不少時間，吳女士亦曾通閱過書稿全部，於此一併致謝。書稿經吳雅婷女士和鄒武霖先生整理後，又經過我自己的修訂。

　　我十分感謝兩位認真的審查人。他們詳細地閱讀書稿全文，並且坦誠而直率地指出書中許多問題，提出他們的修改建議。我儘可能地依照他們的建議修改，但是也有一些觀察角度不同之處，或在正文中有所說明，或在參考書目中列出不同觀點的論著，供讀者參考。我深信在學術上不同觀察角度的並存，可以促進學界進一步的思考，且因之而推動學術的進展。本書也由於審查人的坦誠與直率，而有相當幅度的修改，並且由於修改本書，而得以閱讀到學界許多過去我未注意到的相關論著，以及近年來的新研究成果，相關知識因此而有相當程度的擴充。修改後的看法或許仍有與審查人不盡相同之處，實由於忠實地將自己的想法寫出的緣故。我也很感謝其中一位審查人，在全書的最後一段之下寫「南宋對新法的不同評價」幾個字，我想他的意思是告訴我在那一段中，不能只說「儘管我們可以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評價王安石和新法」，更應提到南宋時期對新法的不同評價。由於我過去對南宋時期如何評價王安石和新法，了解十分有限，審查人這一句話啟動了我探研的動機，嘗試對這個問題獲得較清晰的認識，用以充實這份講稿。原初只想增補一講來說明，沒料到動筆之後，發現應該處理的問題愈來愈多，待寫成之後，其篇幅已足以自成一書。這一部分由於尚待審查，所以臺大出版中心的湯世鑄總編輯建議應該另成一書出版。若能審查通過出版，此書將以《南宋朝野論王安石與新法》的書名，作為本書的續編，實際上可說是本書書名所示熙寧變法對南宋歷史影響的一部分。

　　如今為本書修訂稿而修改原書稿的序文，距離當初寫原書稿序文的時間，已約五年。用了這樣長的時間，自然和修改的幅度頗大有關，這不僅由於為了回應兩位審查人的建議，也有部分原因出於自己在這段期間的閱讀與思考。修訂稿除了內容較原稿頗有增加之外，由於在收到審查意見之後，將修訂稿交回給出版中心的時間拖延過久，寫作時在心情著急之下，就難免比較匆忙，文字上有許多考慮不夠周全之處。吳雅婷女士初步看過修訂稿後，決定由她和鄒武霖先生再次幫我細讀全書，並且提出了修改意見。鄒先生取得碩士學位已有一段時間，目前在工作中，工作之餘仍然為本書減少錯誤而盡力，承擔之重，可想而知。對吳女士和鄒先生，在此表達深摯的謝意。另外，在香港任教的張維玲女士也細讀了本書修訂稿，並提出了修改意見，我從其中獲益甚多，於此一併深致感謝。我也十分感謝臺大出版中心的總編輯湯世鑄先生，和先後擔任本書執行編輯的曾?秀、蘇逸婷和游紫玲三位女士，他們四位都耐心地等待我久久未能交出的書稿，信任我終會完成，並未催促，並且以我的身體健康為念。

　　本書雖然得以在修訂之後出版，我仍然要重複原序中的最後幾句話。學海無涯，個人所知、才識均有限，書中疏漏錯誤之處必多，有待讀者指正。

　　在即將結束這篇序文之前，我要對於去年病故的臺大中文系夏長樸教授，以哀痛的心情表達深摯的懷念。與長樸兄相識於民國六十年，當時兩人都是臺大碩士班一年級的研究生，他就讀中文系，我就讀歷史系，由於一起上齊邦媛教授講授的「文史高級英文」課而相識，並進而相熟。後來承他先後以碩士論文《兩漢儒學研究》和博士論文《王安石的經世思想》相贈，而得知他對宋代學術思想史的問題有很高的研究興趣，他的這本博士論文，正是本書參考的重要論著之一。儘管在研究領域上，兩人有學術思想和社會經濟的不同，然而由於對宋代史事同有興趣，交往因之而加深。往後又陸續讀到他的一些與王安石有關的宋代學術思想論著，如較早的《李覯與王安石研究》，以及晚近的《北宋儒學與思想》、《王安石新學探微》，還有一些單篇論文。最近這幾年，我由於修改「北宋的改革與變法」課的講稿出版，長樸兄有關王安石學術思想的研究成為我的重要參考著作，雖然持論不盡相同，但是從其中獲益甚多。我在退休之後雖仍在系裡兼課，但到校的時間已大為減少，和長樸兄碰面的機會也就不像以往那樣多；自從四年前我不再兼課後，更是連碰面的機會都沒有。這兩年由於疫情的關係，我極少外出，和外界少有接觸，沒想到不久前得知長樸兄已在去年逝世，一時之間為之震驚，心想他裝置心律調節器已有多年，病故是否由於心臟的問題突然發作；後來從中文系系網上所載的長樸兄事略，才知道他患有癌症，診斷出來時已是第四期。原想在本書出版之後，寄呈一本給精研王安石學術思想的長樸兄，請他指正，如今已無從就教。往事歷歷在心，長樸兄的論著也依然在目，卻已不能再親聆故友的教益，謹以本書紀念對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卓有貢獻的長樸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