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就華夏學圈的知識生產而言，對佛教展開具有現代意義的學術性探究，漢地的起步比起東鄰的日本來說，其實並不算太晚。以一九二○年代創立於南京的支那內學院來說，諸如學術年刊的發行，利用漢藏文獻而講論唯識與因明，乃至透過梵巴藏漢的文本對勘而校訂漢譯佛典，這類學術性工作不論在研究方法或是具體成果上，都堪與當時日本佛教學的相關研究比肩齊步。至於稍後成立於重慶的漢藏教理院，其中的法尊法師，以一人之力而譯出但存藏譯的《七十空性論》與《入中論》，以及宗喀巴大師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與《菩提道次第廣論》，這些日後得以深化印順法師有關中觀思想研究的基礎性工作，可以說更是當年日本佛教學界難以望其項背的。
然而，時至今日，華夏地區有志於佛教學研究而欲更上層樓的學子們，往往還是絡繹於東瀛三島，競奔於歐美各地。造成這種「外地求法」的原因，固然相當複雜。但是毋庸諱言的，五四以降，華夏地區體制內的高校始終缺乏相應的學術建置，終而使研究者流離失所而學習者無枝可依，當為其中最為根本的原因。反觀日本，其佛教學研究得以取得高度發展與傲人成就，完備而妥善的學術建置可以說是其中的關鍵所在。不僅公私立大學普遍設有佛教學研究的相關科系，不論是學術期刊的發行，乃至研究學會的定期運作，其間的種種建置都可以使得研究者與學習者兩相從容，優游涵泳而有所造詣。
除此而外，學界與坊間出版單位的密切合作，也是促動日本佛教學研究得以蓬勃發展的重要原因。諸如相隔四十年，佼成出版社新舊兩版《????教史》的刊行，乃至三十年之間， 春秋社先後十卷本《講座．大??教》與《????大??教》的發布，這類大型叢書的編纂與輯出，不僅具體呈現了每個世代不同的學術高度，並且更可以見出前後世代之間的知識增長。
有鑑於此，經過有心人士多年的努力奔走，二○○六年佛光大學正式成立了佛教學院，而將過去僅止於寺院、私人興辦、不具學位的叢林式佛教教育納入了體制內的高校環節之中。十年有成，目前的佛教學院除學士班本科生外，碩士班與博士班也相繼成立，並稍稍改善了昔日研究者流離失所，學習者無枝可依的窘態。除此而外，二○一三年在楊朝祥校長的倡議以及佛光大學創辦人 星雲大師的全力支持之下，佛光大學又設立了校級位階的佛教研究中心，希望藉此結合海內外的研究能量，進而推動以漢傳佛教為中心的前沿性研究。
佛教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區區五年之間，由於校方與佛光山教團的大力護持，不論是多項跨領域大型研究計畫的展開，或是各種小型工作坊的舉辦，這些學術活動持續吸引了此間相關研究者的積極參與，從而也促成了學者間的群聚效應。並且，透過經常性地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定期的學報發行，本校佛教研究中心的各種學術活動目前也逐漸牽動了國際學界的注目。今值「近世東亞佛教文獻與研究叢刊」交由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在即，又得 星雲大師親筆題贈墨寶以表勉勵，且聊綴數語以誌本校佛教研究中心百尺竿頭的此一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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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萬金川
二○一八年五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