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黨產偵探旅行團

推薦序

對，這個是，那個也是──記憶裡的不當黨產

朱宥勳（作家）

　　位於重慶南路上的「東方書局」，一直是我童年裡最愉悅的回憶之一。那時候還在修讀師培學分班，努力從代理教師「升級」為正式教師的母親，必須在寒暑假期間赴台北上課。年輕的母親想必有過苦惱：把生活自理能力低落的小學生我留在家裡一整天，顯然太過冒險；但若要帶著我去大學課堂「旁聽」，又難保年幼的我不會因為無所事事而搗亂起來。

　　最後，她的選擇是「東方書局」。我至今清楚記得她的叮嚀：「你在這裡看書別亂跑，我們午餐時間會合。」

　　於是，「東方書局」成了我的安親班。我在書櫃之間遊晃，因為書名或封面隨意抽下一本書，再隨意翻幾頁。喜歡就讀下去，不喜歡就放回書櫃。因為沒有大人在旁，所以毫無「這本書圖太多了、沒營養」的壓力；因為沒有作業期限，也不會因為要寫「心得感想」而壞了胃口。多年後想來，那應該是我作為一名文學創作者、文學愛好者的啟蒙時刻──我是在那些隨意的假期裡，體會了閱讀的純粹愉悅的。

　　但我沒想到，我會在這本《黨產偵探旅行團》裡，再次遇到東方書局。（如果你跟我有類似的童年回憶，或者也讀過黃書皮的「亞森．羅蘋」系列，千萬不可錯過本書第八章〈榮町通的時代疊影〉……）原來，東方書局對面的「正中書局」是不折不扣、被黨國徵用的不當黨產；而我所熟悉的東方書局，也承載了一段台灣知識分子與黨國文化政策迂迴競合的歷史。

　　讀《黨產偵探旅行團》的過程，最令人驚訝感嘆的，恐怕就是不斷浮現的「啊，這個是，這個也是……」瞬間。所謂「不當黨產」，並不只是被國民黨所強佔的土地、公司等有形財產，更是這些機關事業、歷史地景所輻射出的種種生活面向。它可能是你青春期常常聚會的KTV、是聯考前夕去過的K書中心、是第一次和異性共舞的營隊活動、是課本裡說過的「國父行館」……也可能是你遊蕩過數十回的重慶南路書店街。

　　在法律定義上，每一分不當黨產都可以詳列出清單與價碼，釐定出國民黨所強佔的財產多寡。然而，這些「財產」在整個戒嚴時期，卻又不斷以其事業營運，參與了台灣人的生活，滲透進我們每一個人的記憶裡。本書第二章〈愛國青年養成所〉引述了吳叡人極其傳神的、形容救國團的一句話：「我們認識女孩子要經過『黨國』認證的管道，要唱他們認證的歌，玩他們認證的遊戲，最後還要留下他們塑造的美好記憶。換句話說，救國團甚至壟斷了我們的青春。」讀完本書之後，我們或許更會喟嘆：被壟斷的何止青春？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若不受不當黨產之不潔痕跡沾染處，恐怕是所剩無幾的。

　　無形記憶的無孔不入，正可反過來證明黨國之貪婪無所節制。但也正因為有形黨產與無形記憶交纏難分，這個議題也常充斥著反動的修辭：當我們訴求清算不當黨產、清理歷史脈絡時，總有人會「感覺」自身的青春記憶受到冒犯，而有毫不理性的對抗意識。近一年多來，我因為工作的緣故，每週至少要經過台北市林森南路上的「婦聯會」門口一次，每週都要被它所張掛出來的種種字條、布條、文宣給震驚一次。那是多?集鄉愿、暴力與愚蠢於一身的實體，簡直應當作為一種負面的無形文化遺產而記錄下來，通通送進歷史博物館之中。

　　而這本黨產會策劃的《黨產偵探旅行團》，正可視為一次紙上的黨產歷史特展。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的鄧慧恩教授，率領陳秀玲、白春燕、蔡佩家、陳宇威等研究者完成了本書，從文史的角度切入，向讀者述說這些有形黨產的無形記憶。黨產之所以成為黨產，並不是「生來如此」，它們往往是日治時期已經存在的公、私產業，但在日本戰敗投降、中華民國接收�劫收的程序裡，從國家財產被陸續「轉帳撥用」成為國民黨的私產。

　　鄧慧恩教授等執筆的研究者們，採取了「講古」的角度，詳細考證這些「黨產」的前世今生，讓我們看到「黨產是怎麼成為黨產的」──它們曾有的輝煌與意義，它們被覆蓋乃至於被竄改的記憶。在這樣的框架底下，全書八篇文章都有頗為嚴整的體例，引述了大量的文獻來重建歷史現場。但從寫作上來說，我更喜歡的卻是某些紀錄片式的、匠心獨運的細節編排。比如第三章〈台東警察斧?生的台北紀行〉從一名日本警察的記述開始，寫出了日治時期的警察會館，如何在戰後成為「清洗日本文化」的演說比賽場地，歷史變幻的諷刺一覽無遺；或者在第五章〈立足帝寶不是夢〉的結尾，神來一筆地以仁愛路上的7-11「中廣門市」收束全文：「明明，這附近就沒有中廣。」這些精巧筆法，都使得《黨產偵探旅行團》脫離了冷硬的學術書，而多添幾分非虛構文學的韻味。

　　而在讀畢全書之後，我們或許也能開始進行自己記憶裡的「不當黨產清理工程」。能數算的財產，可以由法院判賠、歸還給國家；不義的遺址，能夠拆除或者保留成為歷史的印記。但那些在我們沒有意識時，就寫入心底的「記憶裡的不當黨產」，卻唯有透過我們的自我思索，才能逐漸釐清。雖則「有形黨產」的賠還還有漫長的法律攻防要走，但「無形黨產」的漸次清消，更是每個人只能自己面對的「判決」。《黨產偵探旅行團》可以是最好的起點。

作者序

翻開書頁，展開一趟黨產的小旅行

鄧慧恩（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理解我們所處的環境，也許每個人心裡都有許多地圖圖層。

　　有人是以特色咖啡館的分佈圖作為抒壓的脈絡，有人是以美食餐點的駐在點作為東西南北的方位辨識，巷弄內的獨立書店是許多人心裡的泊港處，博物館、公園、車站、那條街、彼段路，構成了人們心裡的生活區域，一層又一層的圖層套上觸目所及的一切，我們以為那就是我們的城市，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地方。

　　然而，我們所看到的，真有那麼簡單嗎？

　　以不當黨產的存在圖層來檢視我們所處的地理環境、生活秩序，也許將揭開另一種不同的體驗。以這樣的發想展開探索，資料極其豐富也極為匱乏，過程極為有趣也極為枯燥，這是一個迂迴卻又直接的遊戲，是一趟驚險無奇的旅行。這些看似矛盾的敘述，都是因為不當黨產目前存在的特質而起：它無所不在，能證明其存在的證據卻斷裂不全，因此身影常是幢幢鬼影，形體搖搖欲墜。建物、土地、公司、廠房變成不當黨產的目的性如此明顯，毫不遮掩，然而手段是疊床架屋，煞有介事，現今讀來，躲藏在公文、信件的字裡行間的算計與模擬，即便經過了那麼多年，依然被貪婪、不義領軍，大搖大擺地走了出來，引得旁觀的歷史不禁發笑─於是，當我們走在我們以為肉眼所見的城市、街道上，這裡、那裡、上面、旁邊、後面原來都是不當黨產，它們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本書中便提到：日治時期的警察會館變成了補習街上的屈臣氏；承載日本和台灣過往歷史的日式旅館梅屋敷，變成了國父史蹟紀念館；台灣放送協會的財產被「轉帳撥用」為中國廣播公司，然後幻化為一般百姓買不起的豪宅旁，一間便利商店的門市名稱；多座戲院變成了西門町由國際品牌進駐的戲院商業大樓；救國團變成了提供青少年能親近山林原野、擴大社交圈的健康形象，實地裡，校園監控、思想控制當然是他們的主要工作。

　　選定書寫題目後，我邀集幾位研究者與我各自執筆，試圖讓這些議題從種種資料中現身，不但出現在不當黨產委員會進行的調查法律資料、追徵價額裡，也置回歷史脈絡中，與文字接線，讓一個一個的主題輪廓清楚些，再多說點話，讓我們能揣想一下，如果它們沒有變成不當黨產，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非常謝謝參與本書寫作的研究者對我提出的提議，也就是讓文學、歷史能在不當黨產的議

　　題處理上不缺席，落實在當代議題中，因為這幾位執筆者的認真和投入，才能在多次改稿、討論中完成書寫，在此向執筆者致謝。

　　本書內容為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委託朗活文化有限公司執行的「不當黨產議題延伸之轉譯」委託研究勞務採購案而改寫，作為計畫主持人，要感謝諸位審查委員的意見，以及林聰賢委員與我多次的討論：黨產議題如何能以更貼近公眾的文字來書寫，透過文字實踐將研究轉化為「大眾讀物」的過程，這是本研究案成形的起點，對我個人而言，更是很大的收穫。許有為委員在談笑間化嚴肅議題為平易近人而親切的功力，啟發了進行本案時的諸多靈感。再者，廖斯泙、廖健凱、藍逸丞、王惟聖研究員的支援和諮詢，是莫大的助力。最後，也相當感謝前衛出版社協助出版事宜。

　　我要特別謝謝幾位朋友：聽我說完中廣的故事就「變」出黑膠資料來一起研究的林太崴、慷慨分享天外天劇場資料與照片的李宜芳，還有在疫情猛爆時忙得不可開交，還是撥空挖出照片來分享的朱家煌醫師。王子碩、王佐榮在圖片授權的協助，聊天時彼此打氣，是度過低潮的良方。也感謝朗活文化的徐元先生對於本研究在日文史料的判讀協助，在研究案進行期間，他再三提示要提供讀者瞭解黨產議題的歷史脈絡，回應社會對瞭解不當黨產的需求，他兼具了初代讀者與鞭策者的角色。

　　書寫過程中有幾次的口訪或田野調查，時常聽到一句不約而同的話：不當黨產的追討，早就該做了，現在都已經嫌晚了。回顧我自己在閱讀台灣文學、檢視歷史時，也時有延遲之感。

　　在一個熱得不得了的夏日，我跟著大家走了一趟台北城中，中山南路和忠孝東、西路拉出軸線，裡頭的林森南路、青島東路、濟南路、仁愛路畫出棋盤格，人權教育會提到的不義遺址、不當黨產處址座落其間，一個早上步行可到之處，形成了一面「尋寶圖」，我忍不住想著，遲到固然遺憾，繞路也無妨，至少，跨出了腳步。

　　現在，翻開書頁，就能以讀者�偵探的身分參加我們的黨產旅行團，只要願意，隨時可以出發，展開一趟黨產的小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