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年代,我曾兩次造訪以色列,那是我十七次造訪以色列的頭兩次旅行。第一次純粹是訪古之旅,我造訪了聖經中提及的地點;第二次造訪則是在著名的「六日戰爭」(Six Day War)後,這次造訪引發了我對以色列居民的興趣。一名以色列少校領我遊覽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我們一路小心翼翼地跨過地上的未爆彈,我一邊問他:「以色列人究竟如何以蘇聯製的老式步槍,攻下這片丘陵?」他默默地指指天空,回答了我的疑問。在「六日戰爭」這場令人震撼的衝突中,我得到了兩個結論,並成為我此後的核心信念:第一,神從未放棄祂的選民(過去我未曾發現,神在羅馬書第十一章中其實已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第二,中東地區的衝突不僅是政治問題也是宗教問題;是社會問題同時也是屬靈問題;是地理位置問題也是神學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兩個民族,也同時涉及兩位神。後來歷史的演變,更加深了這兩個信仰的鴻溝。
時至1980年代,我預定參與一場復活節前的遊行,當活動進行到高潮時,我將在一座停車場公開講道。活動前一天,大約在中午左右,我和妻子開車經過東倫敦的麥爾安德路(Mile End Road),路的盡頭有一座嶄新宏偉的清真寺。當我們經過清真寺時,寺門突然打開,數百名青壯年男子湧入街頭,一度癱瘓了交通。我們隨後抵達目的地,隔天我們將與數百名基督徒,一同在主要街道上遊行。然而活動當天,遊行隊伍中的婦女人數遠超過男性,而男性多半是幼童與年長者,青壯年男子寥寥無幾。在回家的路上,我問妻子,如果她是名賭徒,她會把籌碼押在哪個宗教上?她毫不考慮地回答我:「當然是伊斯蘭教。」當時鮮明的對比,深深烙印在我腦海中。
在1990年代,一名來自南非的伊斯蘭教宣教家艾哈邁德.迪達特(Ahmed Deedat),向英國所有的基督徒發出挑戰,要在肯辛頓(Kensington)的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Royal Albert Hall)舉行辯論會,看看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孰優孰劣。英國福音聯盟(Evangelical Alliance)的主任科爾福(Clive Calver)力勸我要挺身而出。但我個人相當猶豫,我聽說我的對手極具個人魅力且才思敏捷,因此我建議他尋找更適任的人選。結果沒有人肯站出來,因此這塊燙手山芋又回到我手上。然而,就在這場辯論會開始宣傳之際,我的名字被一位來自美國的阿拉伯裔佈道家取代。我心中雖如釋重負,但仍希望主辦單位能事先通知我人選更改了;此外,我也擔心這位美國佈道家,在英國的知名度不夠高,無法吸引足夠的基督徒支持,使得穆斯林講員有機會嘲笑英國基督徒,說我們維護信仰不力。我所有的恐懼最後都成真了:當天以穆斯林為主的觀眾,陶醉於他們的英雄壓倒性的勝利,以至英國福音聯盟放棄參與在伯明罕(Birmingham)舉行的第二次辯論會。回顧整個事件的始末,我相信是神保守了我,未草率參與這場辯論。因為我當時未能接受這樣的挑戰,且時機也尚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