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香港司法的未來

前言

　　這本書首兩個部分是我在2019年出版的兩本英文書的中文合編本。它探討了一個不為公眾所知的法律面向。

　　司法機構有一個發佈法院判決的網站，但從來沒有人會以此作為消閒閱讀。假如法院的任何判決引起公眾關注，通常都是透過媒體評論來推動的。那些評論僅僅是法院判決的概要。公眾對法院如何闡釋相關法律議題、對大律師提出的論點，以及律師如何形成推理根本完全沒有概念。

　　眾多判決文件長達數十頁（如2019年11月高等法院關於蒙面法案件的判決書便長達100頁），而且是用一種即使是精通英語的人也不大看得懂的語言寫成，致令法律被隱藏於一種神秘狀態。這就掩蓋了法律系統中一種根本的「不適感」，這種不適感從未在媒體上獲得討論，因為沒有哪個媒體記者有時間、耐性甚至知識來深入探討那些判決。

　　1997年香港回歸時，普通法朝氣蓬勃而且強勁有力。那時的判決精簡、集中於真實議題且易於看得明白。但過去20多年來，這種法律的朝氣潛移默化地被一種冗長、哲學化及消極地依賴大律師意見的文化所侵蝕。

　　這一趨勢在公法領域中尤其帶來傷害，因為相關事務通常會涉及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在這裏，由於「一國兩制」原則最終會在香港法院中被實踐，故司法裁決的清晰性和簡潔性便顯得更加重要。

　　普通法是法官法，也是香港法律系統的基石；因而法院判決中的推理應當是透明和直截了當的。否則，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不能在達成「一國兩制」原則的真正目標上盡其職責。

　　《基本法》是一部中國大陸制定的憲制性文件，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系統的憲制基礎。它是一個統一的原則整體，並非任由律師們篩選的一堆孤立條文的組合物。

　　本書提供了若干案例，引證了各級法院在香港大律師的引導下就幹出了上述的事。在與《基本法》第3章規定之個人權利和自由有關的案件中，法院採納了扭曲相關條款範圍的解釋方案。一次又一次地，法官為那些權利和自由賦予效力，卻未有充分考慮到相關責任。那些個人權利被允許凌駕於公共善（public good）之上。

　　法院並非以直截了當的方式援引《基本法》上的直白表述，反而採納了來自歐洲法理學的規範和價值，以合理化《基本法》的有關條款。這就是終審法院在希慎興業有限公司訴城市規劃委員會（Hysan Development Co. Ltd v Town Planning Board）一案中所持的立場，其中《基本法》第6條和第105(1)條被援引適用，以否定城市規劃委員會對灣仔和銅鑼灣所設置的規劃條件。

　　法律的自律性早就被拋諸腦後。

　　一個特別壞的先例是Q醫生訴香港醫務委員會健康事務委員會（Dr Q v The Health Committee of the Medical Council of Hong Kong）一案，其核心法律問題只是一個純醫學問題：註冊醫生是否適合行醫？然而，這件事卻被轉變成一個法律遊戲。在經歷三個分別進行的司法程序、並花費了數百萬元訟費之後，高等法院法官不得不承認：

　　最後到達的位置是：在那宗醫療事故發生後5年多，並在高等法院首次處理該案以來的4年多，訴訟各方又回到了原點。

　　「回到了原點」。然而，在這些司法程序中的幾個階段，如果法院能妥善管理案件，本可避免這宗悲劇發生。不過，法官從未取得控制權。在每個階段中，他們都仰仗大律師的鼻息，受其引導。

　　香港社會如今正面臨司法改革問題的極大困擾。例如，被告人量刑之類的法律實踐的可見層面已處於檢視範疇。那些隱藏的「不適感」以及法律系統中帶有深刻缺陷的文化，繼續被掩蓋在如雪崩式的各種話語之中。

　　書中的相關文章旨在將上述病症曝光。

　　治療的藥方就在司法機構本身。這會是對香港人能否真正且有效地落實「港人治港」，並堅決地達成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政策背後的宏願的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