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祥瑞．天命．竊國者：史上第一位儒家皇帝王莽和他的時代

引子：皇帝之死

漢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公元前1年8月15日），深夜。

像往常一樣，長安城正在宵禁。按照漢律，即使官府也不許在夜間捉拿嫌犯。路上除了巡夜的衛兵，絕無閒雜人等。雖是溫熱的夏季，寧靜的氣氛裡透出肅殺。

此時，一個從長樂宮，也就是太皇太后王政君住處出來的人在街上疾行，格外引人注目。知曉了他的身份，巡夜的衛兵們不敢阻攔，只偷偷猜測宮廷中又發生了什麼事。

此人匆忙趕到一處閭里，穿過閭里和宅第的重門，很快見到了被叫醒的主人——太皇太后的侄子、新都侯王莽。王莽曾經擔任大司馬，但在六年前被免職，更在四年前被逐出長安遣回封國。一年多以前，他才被召回長安照顧姑媽王政君，眼下正賦閒在家。

使者傳達了王政君的旨意：儘快收拾準備，立即趕去未央宮。

未央宮是皇帝所居的宮殿，漢家天下的心臟。

王莽雖屬外戚貴族，但在外朝也就是「政府」沒有任何職務，皇帝也沒有賜予他能夠進入內廷宮禁的身份。因此除非皇帝召見，王莽沒有資格進入未央宮。當然，還存在另外一種可能：

使者說出一個令王莽極為震驚的消息：剛剛，皇帝晏駕了！

王莽的震驚，一是消息來得太突然。這位名諱劉欣，後人稱為漢哀帝的年輕帝王，早已將王莽徹底趕出權力場。王莽四十四歲，皇帝才二十五歲，只要他活著，王莽註定將老死於戶牖之下。二是漢廷必已陷入嚴重的統治危機。王莽迫切地想知道劉欣是否有遺言？倘若有，安排誰繼承帝位？姑媽急召自己入宮是真是假？是吉是凶？……

大約一兩個時辰之前，未央宮。

皇帝劉欣覺察自己即將大行，命令掌管玉璽的官員符璽郎取來傳國玉璽和綬帶——這是皇帝佔有大位的標誌——交給了陪伴在龍床前的二十三歲寵臣董賢，並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無妄以與人。

就是「不要隨便交給別人」的意思。

說完不久，劉欣就晏駕了。他沒有子嗣，也沒有指定繼承人。按理說，如此重大的消息應當儘快稟報太皇太后。天下沒了皇帝，她的資格最為尊貴，而且她居住的長樂宮與未央宮並不遠。

但消息被董賢有意無意封鎖了。

後人把董賢看作古代最著名的同性戀者之一，劉欣的情人，典型的「佞幸」。這當然不錯。董賢原本籍籍無名，是劉欣當太子時的太子舍人，為劉欣所愛慕。劉欣即位兩年後，藉故將他召回到身邊擔任侍從職務黃門郎。此後，兩人朝夕相伴，形影不離。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定襄郡發生了一件災異，有匹母馬生了一隻三足的馬駒。《漢書》後來認為，馬是打仗的利器，三足的馬怎麼打仗呢？這就意味著將有一個不堪此任的人當上大司馬。果然此後不久，二十幾歲的董賢被拜為大司馬，居上公之位，頭銜包括高安侯、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成為帝國的二號人物，家人也迅速飛黃騰達，印證了三足馬的災異。

但這是他人眼中的董賢，劉欣可未必這麼看。細察劉欣晏駕當日之情形，他雖然沒有選定劉姓繼承人，但把傳國玉璽和印綬交給董賢的動作以及囑咐，就像是一份交代後事的政治遺囑，說得更清楚些，就是希望董賢當天子，最起碼也是要董賢來主持選擇繼位者。

這不是沒有根據的猜測，一來因為傳國玉璽不是一個只具有形式意義的印璽，而是高皇帝從秦帝手中繼承的最珍貴的東西，是劉氏家族合法統治天下的證物。二來，這已經不是劉欣第一次表達禪讓的意思了。

最初，董賢剛被拜為大司馬時，冊文裡使用了「允執其中」，這句話出自《尚書》，是堯禪位給舜時說的。用在拜董賢為大司馬的冊文裡，顯得非常扎眼。當時就有勛舊私下裡議論，「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就是說用這四個字冊立三公，別有意味。

第二次，是劉欣在未央宮麒麟殿與董賢父子等近臣飲酒宴樂，或許是出於試探，或許是借酒發揮，他看著董賢，從容一笑說：

吾欲法堯禪舜，何如？

意思是，「我打算效法堯舜禪讓，把皇位讓給你，怎樣？」這比起在冊文裡隱晦使用「允執其中」，當然更進了一步。

劉欣一而再、再而三地表達禪讓的願望，在後世看來頗不尋常。東漢、曹魏、東晉末年的禪讓，都是因為皇帝早已成為傀儡，大權已成權臣的囊中之物。但劉欣卻是牢牢把控著皇權，既沒有霍光這樣僭越的權臣，也沒有呂后這類越軌的外戚，更沒有反叛的諸侯和入侵的外族。

一個大權獨攬的皇帝要將繁盛的帝國拱手相讓給異姓，透露出他本人陷入了嚴重的精神危機。

帝制時代，皇帝的精神危機就是帝國統治危機的表徵。

於是問題來了，劉欣的精神危機是什麼？來自哪裡？

從後人的視角看，劉欣死後不到十年，西漢就被新朝取代，演繹中國帝制時代的第二次改朝換代。這說明，劉欣的精神危機的確不是他個人的事情，他的暴亡使漢朝陷入了空前危機。

但是，一般來說，王朝的覆滅往往與政治的敗壞、經濟的崩潰、文化的腐朽、版圖的分裂、御外的失敗相關聯。而劉欣晏駕時的漢朝，基本沒有上述問題，至少程度遠沒有那麼嚴重。諸如土地兼併、貧富分化、自然災害之類的社會問題當然存在，但對比東漢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權、西晉的「八王之亂」、唐末的藩鎮與黃巢、明末的叛亂與後金旁伺……西漢末年的時勢根本達不到崩壞的程度。

從大的方面看，自漢景帝治內「七國之亂」以來，已經約一百五十年沒有發生過大規模內亂了，稱得上承平日久；外部，困擾了漢朝多年的匈奴問題也已緩和，從漢武帝派衛青和霍去病追亡逐北、漢元帝派「昭君出塞」至今，漢朝與匈奴已經和平共處了三十多年，說起匈奴和自家親戚的感覺差不多，西域的局面也很穩定。

生活在此時的西漢普通臣民，其富足程度雖然不宜誇張，但也絕沒有要天下大亂的慘淡：戰爭的平息、社會的穩定帶來經濟增長，人口臻於極盛。據《漢書》記載，到漢哀帝的繼任者漢平帝元始二年，漢朝的在籍人口達五千九百五十九點五萬人，墾田約八百二十七萬頃，在兩漢最為阜盛。

從劉氏的統治看，漢朝開國以來經歷過多次皇權交接時的統治危機，多數看上去更嚴重。高皇帝死後呂后秉政、呂氏上位，靠的是高皇帝的一班勳舊功臣和劉姓諸侯發動政變，才得以扭轉局勢；漢武帝好大喜功，極度壓榨民力，晚年的「巫蠱之亂」更是釀成皇太子自殺、漢昭帝八歲即位的危亡局面；漢昭帝死後昌邑王只當了二十七天皇帝就被霍光廢掉，改立漢宣帝，局面一度危如累卵。

於是另一個問題來了：以往更嚴重的局面都能有驚無險地度過，為什麼劉欣之死會導致漢朝統治的空前危機，並且漢朝最終沒能挺過去？

對於上述兩個問題，一個籠統的答案是：以往的危機只是權力危機，而此時的危機是合法性危機。所謂合法性，就是「天意」。權力危機不出長安城，甚至不出未央宮；而合法性危機則遍於天下。

劉欣的精神危機，其實就是漢室的合法性危機。

漢朝以高皇帝提三尺劍取天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但政權要長治久安，就不能純粹以武力這種粗鄙野蠻的方式作為合法性來源，需要設計一套文雅、仁義、道德的高尚理由或者說政教倫理才能行穩致遠。在當時，關於政教倫理的解釋權掌握在儒家手中，也就是人們熟知的「德性」。

漢朝是否符合儒家的理念，意味著它能否具備統治的合法性。

而漢朝人的一大特點，就是信天意、信鬼神、信天人感應。天上、人間、地下是一個渾然的世界。生亦何歡，死亦何苦？反正鬼魂不滅。地理對應著星圖，星宿對應著君臣。上天不語，但會通過地震、水旱、蝗蟲等「災」和日食、隕石、謠言等「異」，抑或雉鳥、嘉木、彩雲、甘露等「祥瑞」來表達意志。

這些災異和祥瑞，有對未來的預兆，有對過去的褒貶，體現了上天對統治者的真實態度。儒生通過儒學的「理論」和數術的「科技」，掌握著解答災異和祥瑞寓意的鑰匙。由此，漢朝的統治、儒家的理念、上天的意志，就集中體現在災異和祥瑞上。

其實，漢朝的合法性危機，早在漢昭帝時期已有徵兆，朝野流傳起劉姓皇室即將失去天命的可怕預言。那是距劉欣晏駕七十七年前的漢昭帝元鳳三年正月，霍光掌權時期。泰山、萊蕪山的南邊有塊巨石自己豎了起來，石頭旁邊還有數千白色的烏鴉聚集。與此同時，皇家園林上林苑裡有一棵枯斷在地上許久的大柳樹忽然復活，也立了起來，有蟲子把樹葉吃成文字，是五個字的讖語：

公孫病已立。

此時，漢廷有個擔任符節令的中央官員名叫眭弘，是位儒家人物。他根據《春秋》推斷：這些災異意味著「王者易姓告代」「匹夫為天子」，也就是要改朝換代；鑑於「漢家堯後」，漢室是堯的後代，所以漢昭帝應該主動退位，禪讓給舜的後代「公孫氏」。

霍光見此，認為「妖言惑眾，大逆不道」，將眭弘殺了。

這件事情的後續，一方面，漢昭帝死，昌邑王被廢，霍光改立漢宣帝。漢宣帝原名劉病已，又是漢武帝的曾孫，正好符合「公孫病已」的讖語。所以，眭弘的大膽進言被證明是真的，原以為預示漢朝滅亡的災異，實際是漢宣帝登基的祥瑞。漢宣帝后來徵眭弘的兒子入朝為郎，有報答之意。

但另一方面，這次預言被證實，又強化了王朝改姓易代的必然性，使得漢室必定退位自此成為一股暗流，湧動在朝野之間。其實，眭弘當時很有可能就是在暗示讓霍光稱帝，因為推演族譜，霍氏被認為能追溯到舜。

於是，漢昭帝的繼承人漢宣帝為了對衝這種輿論，積極迴應執政期間出現的地震、日食等災異，向臣民展示自己的大度胸懷和化解危機的能力；同時大力宣傳各種祥瑞，略略統計一下，漢宣帝時期不斷有鳳凰在全國各地出現，甘露頻繁降臨未央宮、上林苑，神爵（也就是神雀）多次出現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五色鳥鋪天蓋地飛過，更罕見的是出現了黃龍。漢宣帝一共只有七個年號，至少有四個來自祥瑞：神爵、五鳳、甘露、黃龍。

縱覽漢宣帝時期出現的祥瑞，數量幾乎可與王莽時期相媲美。

事實上，災異和祥瑞本質而言是一回事，漢宣帝的做法一時鞏固了天下對劉姓仍然保有天命的信心，但也對災異和祥瑞的信仰推波助瀾，使得朝野對異象蘊含的預言愈加深信不疑。合法性危機的種子一旦種下，就會生根發芽。

到了漢宣帝的兒子漢元帝、孫子漢成帝時期，這類預言已經在民間廣泛流傳，一些儒家信徒根據「五德終始」「漢家堯後」等說法，篤信只要繼任者的祥瑞不斷出現，堯的後代劉姓一定會禪讓給舜的後代，火德終究被土德取代，這是不可違的天命。

這就好比「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當時的人們恰恰因為和平穩定太久了，才會盼望天命轉移，認定漢室讓賢將會帶來更美好、更公平正義的明天。

在這一「客觀規律」的「歷史必然性」下，扮演「歷史偶然性」的就是劉欣的突然晏駕，以及我們的主角王莽倉促登上歷史舞臺。因此本書並非旨在提供又一部王莽的傳記，而是考察帝制時代人們追求並「實現」儒家版「理想國」的一段歷史，並在接下來的細節裡窺探舞臺上誰是玩偶、誰是主人，有何教訓、有何經驗，以及看罷這場戲劇後是感到充實抑或虛無？

讓我們從巍巍漢室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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