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清朝皇帝宣稱，「我朝龍興東土，以弧矢威天下，八旗勁旅，克奏膚功」。八旗制度是清朝立國的根本，旗人以精熟的騎射技能鞏衛政權，諸帝則在政策上給予旗人優遇，使之享有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特權。在國家採取旗、民分治的前提下，旗人獲得各種保障固為事實，但是其程度如何，以往多採「印象式」的描述，欠缺實證的研究。近年來，由於檔案資料的大量開放，加上史料數位化的進展，研究者得以掌握較為充分的證據進行討論，當有助於釐清旗人的優勢所在，及其與民人差距的具體情形。
以考試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是讀書人進身之階，自隋、唐以降相沿不替，亦為歷史上統治中國的遼、金、元、清四個「征服王朝」所仿行。清朝任官，重視出身，以科舉出身者為「正途」，餘為「異途」；惟旗人入仕途徑多元，諸如恩蔭世職、充選侍衛，或考取筆帖式、內閣中書等，科舉只是一端。因此，清朝的科舉制度雖屬「清承明制」的一環，但加入旗人因素之後，另呈現「參漢酌金」的特色，探討旗人與科舉考試的關係，實不宜從漢人的舉業模式切入，也不能逕以特權保障概括。
清朝開科取士，始於順治二年（1645），國家對於是否開放旗人應試的規定幾經變動，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才宣布准同漢人一體考試，以此進入仕途的旗人人數乃逐漸增多。論者以為，皇帝同意旗人與漢人同場競爭，是為展現族人的聰明才智實與漢人不分軒輊；或謂皇帝選任旗人官員，喜用有科舉功名者；或以旗人熱中應舉，是因制度設計與皇帝鼓勵所致，在在影響吾人對旗人投身舉業的認識。前人立論各有所據，然因旗人的錄取名額是與漢人分開計算，科甲旗人的仕途遷轉未必順遂，皇帝也不樂見旗人與文士爭名於場屋，凡此則既有觀點實有待進一步細究。
有關旗人以科舉入仕的議題，研究者先後不輟，貢獻良多，然多限於學術論文，而且取材不一，觀點互異，至於有系統的專著，迄今尚屬罕覯。本書是杜祐寧君以其博士學位論文為基礎修訂而成，利用《題名錄》、《登科錄》和清人傳記等材料，採用量化分析方法，具體詳實地論證旗人在應試過程中的優勢，比較在京與駐防旗人的考試表現、科舉對旗人與民人的仕宦歷程的影響，以及功名有無與旗人官員遷轉的關係，所得結論具參考價值。著者不辭艱鉅，積數年之功，多方蒐羅，窮究盡微，在現有研究成果之上，益以個人創獲，對於學術研究當有貢獻。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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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高樹
2022年2月12日
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