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七）：政治經濟學與本土篇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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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我從中央警察大學專職退休的改聘兼任，和受聘臺北城市大學榮譽教授之後，我開始利用審修【元華版】《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的機會，又重新將過去在學校課堂上為學生準備的講義，以及在這段時間裡同時應各大學和社團做講演所準備的稿件大綱，做了一次的全面性閱讀與整理。

　　回溯我從1990年代前後的開始在大學授課，除了在國立空中大學商學系兼課之外，也陸續在當時還稱為學院時期的臺北商業大學國際貿易系，與臺北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講授「經濟學」、「教育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等課程。

　　2000年之後，我又開始在中央警察大學講授「經濟學概論」、「臺灣政經與兩岸發展」、「臺灣治安史」，以及在警大推廣中心為警察講授「政治在警政上的運用」，和「臺灣警政發展史」等課程。

　　西方有句諺語：「潮水與時間是不等人的」。回想自己這幾十年來的教學生涯和授課的內容，似乎都是為了我在大學通識教育的講課作了準備，也是為我在政治經濟學領域的理論研究與實務提供了論證，滋養我得以彙集成【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的套書。

　　「政治經濟學」相對於「政治學」或「經濟學」的研習者而言，是有異於其特別的專業性，儘管我多年來自己也都深深地有這種的感觸，我時時警惕自己如何透過「政治學」、「經濟學」與「社會學」這三門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以跨學科的整合性知識來建構「通識政治經濟學」理論。

　　在內容既屬於通識的政治經濟學，我在文字處理盡可能寫的簡潔通俗，和口語化的表達流暢，讓大家看得懂，也聽得懂，這是我在課堂授課和出版文字的最大原則。

　　本書共分為理論篇、實證篇、訪談篇等三部分：

　　第一部分【理論篇：通識政治經濟學】，包括：第一章至第六章，是「通識政治經濟學」性質的屬於通論性介紹。

　　第一章，緒論。分：政治經濟學的國際性，政治經濟學的政治性，政治經濟學的經濟性，政治經濟學的社會性，政治經濟學的整合性。

　　第二章，傳統政治經濟學。分：希臘羅馬的政治經濟，中古世紀的政治經濟。

　　第三章，近代政治經濟學。分：重商主義的政治經濟，重農學派的政治經濟，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

　　第四章，自由經濟政治學。分：自由主義海耶克，貨幣主義傅利曼。

　　第五章，政府主義經濟學。分：社會主義馬克思，歷史制度李斯特，國防經濟凱因斯。

　　第六章，新政治經濟學。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當代新政治經濟學。

　　第二部分【實證篇：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小史】，包括：第一章至第十章，是以「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小史」作為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的實證性分析。

　　第一章，緒論。分：主體性與整合性的研究途徑、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的分期。

　　第二章，村社體制與原住民時期政經思想(-1624)。分：早期臺灣住民的族群源起、村社共同體制的聚落型態、私有土地意識形成與發展、初級農業經濟的生產結構、原住民時期發展的氏族化。

　　第三章，重商體制與荷西時期政經思想(1624-1662)。分：福爾摩沙與國際首次接軌、重商體制的公司經營型態、王田制度形成與農業生產、租稅田賦與國際貿易政策、荷西時期福爾摩沙國際化。

　　第四章，冊封體制與東寧時期政經思想(1662-1683)。分：南明東寧王國的海商型態、冊封宗主體制的君臣思想、寓兵於農的經濟屯田政策、東亞貿易轉運中心的建立、東寧時期臺灣發展土著化。

　　第五章，皇權體制與清治前期政經思想(1683-1860)。分：大清帝國的皇權政經思想、農本思想與多重土地結構、宗族組織與民間分類械鬥、近代工業發端與產業調整、清治前期臺灣發展邊陲化。

　　第六章，移墾體制與清治後期政經思想(1860-1895)。分：臺灣與國際體系的再接軌、沈葆楨擘劃撫番開山並進、臺灣建省與劉銘傳的新政、臺灣民主國的成立與幻滅、清治後期臺灣發展定著化。

　　第七章，軍國體制與日治時期政經思想(1895-1945)。分：帝國主義的國家軍事體制、大正民主思潮與臺灣請願、米糖產業相剋的政經競逐、國防軍需品業與南進戰略、日治時期臺灣發展殖民化。

　　第八章，黨國體制與中華民國政經思想(1945-1987)。分：蔣介石戡亂戒嚴的黨國體制、計劃性自由經濟與黨國資本、蔣經國執政初期本土化政策、經濟三化策略與社會的劇動、戒嚴時期臺灣的中華民國化。

　　第九章，轉型體制與中華民國政經思想(1987-2020)。分：蔣經國執政後期與臺灣解嚴、李登輝執政前期的深耕本土、李登輝執政後期的臺灣意識、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大陸政策、轉型期中華民國發展民主化。

　　第十章，結論：臺灣政經思想與中華民國未來。分：新冷戰時期國際政經思想發展趨勢、臺灣政經思想主體性與整合性建構。

　　第三部分【訪談篇：戒嚴時期的中華民國與臺灣】，分〈八二三炮戰與高舉副司令官被調職案之探討〉，和〈蔣經國時代「本土化」的歷史意義〉等兩篇。

　　訪談的第一篇〈八二三炮戰與高舉副司令官被調職案之探討〉，是我根據高舉（字超然）將軍長公子高紹舉先生所提供整理的資料，分別是我在臺北與其在紐約採取筆談方式所陸續完成的。

　　我本有意把與高舉副司令官家屬筆談內容的全文，一起列進本書的訪談篇裡，但在徵求高舉副司令官家屬的意見之後，因為有其他的顧慮，所以全文未刊稿《八二三炮戰補遺──高舉將軍的志事平生》，惟有待適當時日再做考量。

　　訪談的第二篇〈蔣經國時代「本土化」的歷史意義〉，我主要的與談人是周伯乃先生、楊正雄先生等二位前輩。他們都是在戒嚴時期的蔣經國時代，擔任要職和經歷過重要事件的人士。我借重他們的服務經驗和對於臺灣政經社文發展的見證，做了深入的訪談。

　　周伯乃先生曾得過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國軍文藝金像獎、教育部詩教獎等等，亦先後擔任過陳奇祿行政院政務委員室秘書、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專門委員，和《中央日報》、《臺灣笠報》、《實踐月刊》等多種刊物主編，以及財團法人道藩文藝基金會副董事長、中國詩歌藝術學會理事長等要職。

　　周伯乃先生於2003年榮獲美國帝舜國際文化大學頒贈「四維八德」獎章、2004年榮獲美國共和黨亞裔黨部總部頒授「卓越成就獎」，表彰其多年來對文學和文化交流的卓越貢獻。主要著作，出版有《論現實主義》、《現代詩的欣賞》、《古典與現代》、《情愛與文學》、《周伯乃散文選》等30多部。

　　楊正雄先生是《曙光文藝》雜誌的創辦人。1958年，《曙光文藝》先以油印方式出刊，轉用鉛印先後出版月刊、周刊、雙月刊。執照一度借給「笠」詩刊及陳千武先生。1973年1月，執照被註銷。2003年7月，再出版《新曙光文藝》季刊，2005年1月，因難敵數位化時潮而宣布停刊。

　　楊正雄先生歷任中國詩歌藝術學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華民國青溪新文藝學會常務理事，亦曾在政府公職單位服務多年。著有《樹》、《婚姻與畸戀》、《曙光文藝傳奇》等書。1958年至1973年，當他特別在《曙光文藝》主持編務的期間，正值戒嚴時期警備總部管制雜誌出版最嚴厲的白色恐怖時期。

　　回溯我自己於1978年底，當屬戒嚴時期蔣經國推動「本土化」的期間，從學校教員轉入體制內工作的澎拜熱情時刻。自認為是一位自由主義者所奉行的政治思維與行動，堅信「真正的政治介入不僅是在現存關係的體制內運作，而且是要去改變那決定事情運作方式的體制本身」。這也是自己迄今，堅守選擇民主體制內改革的信念。

　　所謂「蔣經國時代」的期間，主要是從蔣經國先生於1972年6月任行政院長開始，到1988年1月13日的過世為止。對照本文〈蔣經國時代「本土化」的歷史意義〉所與談內容，包括蔣經國「吹臺青」的論述、言論自由管制的新聞記述、解嚴前後溫州街文化記憶等三部分，亦多少記述了本人的經歷、觀察與學思，其部分文字並先後摘錄發表在《臺灣商報》(電子報)的【溫州街瑣記】專欄。

　　余英時說他寫到中國現代，是通古今的問題，認為政治史可以劃界，可思想史不能劃界。我寫臺灣政經思想史，基本上是建構在主體性與整合性(綜合性)動態進行式的途徑，意圖匯流臺灣4百多年來與中華民國政經發展的一項歷程，這是我數十年教學與研究的課題，亦已成為是我不停地思考與書寫的志業。

　　近年來，拙作【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彙集的系列內容，皆屬「專題研究」的性質，我希望未來能特別針對本論叢(卷七)的這篇〈臺灣政經思想小史〉作為基礎，累積更多相關資料來豐富《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長編》的撰寫。

　　胡適之先生在北京大學授課資料的整理《中國中古思想小史》，和累積的寫成《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他說：「長編」的意思就是放開手去整理原料，放開手去試寫專題研究，不受字數的限制，不問篇幅的長短。一切刪削，剪裁，都留待將來再說。「長編」是寫通史的準備工作；這就是說，通史必須建築在許多「專題研究」的大基礎之上。

　　我的〈臺灣政經思想小史〉與《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長編》的撰寫構想，就是受到胡適之先生治學精神與方法的影響，努力學習胡適放開手去整理原料的《小史》，和試寫多篇「專題研究」的彙集《長編》，就是希望去準備以「通史」性質，與完成《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的書寫，特別是在思想言論自由的民主臺灣，和在自己有限餘生的歲月裡。

　　王陽明說：「人須在事上磨練做功夫」，我抱持「凡事困知敏行的磨練自身功夫」，也深知人一生終究將「歲華不為衰翁駐，且付餘生一笑中」的感嘆。我是越來越相信梁實秋先生說的：「讀書或做學問，著實需要有紀律，而不是純然是興趣」的話來。

　　這些年，我特別要感謝元華文創公司、方集出版社和他們的編輯團隊，分別為我出版了【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拙耕園瑣記系列】和【蟾蜍山瑣記系列】的紙本和HyRead電子書，我亦盼望大家的不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