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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自一九五○年代起展開「民族識別工作」，至今已編列五十六個少數民族，然而，所謂的「民族基準」並沒有考慮少數民族的歷史認同。例如現今的中國西北，便分布為數眾多的種族，他們的主體性與文化多樣性始終被單一化、標籤化，他們難逃附屬於國家集權主義下的漢文化中心思想，他們的文化異質性更被視為落後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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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中國西北是中國穆斯林聚居之地，社會結構充滿伊斯蘭元素，各民族遵循伊斯蘭教條作息，因此又被稱為「伊斯蘭中國」。這個「伊斯蘭中國」擁有廣大河谷與優良的草原，漢人視之為荒漠，在蒙古人眼中卻是理想的放牧地區，因此中國西北成為一塊巧妙把蒙古與伊斯蘭融合起來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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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族出身的人類學家楊海英留意到這種獨特的文化構成，為了釐清這片土地上複雜的文化關係，他親自前往中國西北，走訪「伊斯蘭中國」的穆斯林族群，探索這片土地的文化內涵，呈現出蒙古與之密不可分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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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蘭能夠在東方世界擴張，一部分得力於蒙古人的征服計畫。信仰伊斯蘭的波斯、阿拉伯及中亞各族人，隨蒙古軍隊定居中國，構成回族的基礎。在元代，色目人（非蒙古人、漢人、南人的族群）的地位僅次於蒙古人，協助蒙古統治中國，足見穆斯林與蒙古人的深厚關連。兩者的友好關係，卻在十九世紀末，因為一場在中國西北部的「回亂」而出現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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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海英透過梳理蒙古族的口述史與記錄，道出原只是漢、回間的亂事，被捲入其中的蒙古人其實是「受害者」。蒙古人當時作為清政府的盟友，受召出兵，故此被回族視為「鎮壓者」，對其進行反抗。由此，造就蒙古族與穆斯林之間，至今長達二百年的嫌隙。這一段對蒙古人來說無法遺忘的歷史創傷，在中國官方通史裡找不到任何字句，而其作為一種替國家政策背書的依據，極容易忽略少數民族歷史。因此，事情必須回歸到民族本身所書寫的歷史記錄中，包括口述歷史，才能看見歷史事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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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海英走訪內蒙與西北的甘肅、寧夏與青海等地，從不同的穆斯林族群中尋找其中的蒙古文化元素，如作為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人——胡同人，他們屠宰綿羊不使用蒙古人剖開腹腔切斷大動脈的方式，而是一定要採取委由導師切斷喉嚨的方法，但是他們不使用伊斯蘭曆，而是和蒙古人一樣會過農曆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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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他進入臨夏回族自治區，以河州為中心，觀察回族分離出來的新分支，包括住在東鄉的東鄉族、住在西鄉的則是保安族與撒拉族的聚居地。這些新分支的出現也代表新的身分認同意識產生，也發現了蒙古因素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像保安族主張，他們的祖先是在成吉思汗大軍征服中亞後移居過來的色目人。蒙古人作為統治者，故色目人也跟著使用統治者的語言；保安語因而受到影響，它具備明顯的蒙古語特徵。由此，這次的考察之旅為理解蒙古與穆斯林的相互影響提供了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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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這趟旅程也揭示現今中國民族識別政策所產生的問題，如居住在青海省的圖馬特人，有可能是回族與蒙古族混血形成的群體或維吾爾人的後裔，身分卻登錄為「回族」。現今的少數民族分類政策，其實是沒法反映民族形成的真實狀況。這使原本已對少數民族所知甚微的外界，無形中被建構對該民族單一代的認知，加速少數民族主體性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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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這種定義的方式，給予「某某族」之名作為認同，把其內部差異單一化後，少數民族就更容易被整合，進而加快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既是隱含「漢民族」優越性的意識形態，亦是把民族內部獨有的文化內涵掩埋，防止少數民族團結起來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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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主體性的消亡危機，少數民族也努力寫下自身的歷史。回族出身的著名歷史研究者、作家張承志認為被保存在生存方式中的「正確的方法論」就在「虔信的教徒保持下來的生存方式當中」，並說明回族內部的獨特歷史記事方法：用夾雜著漢語的阿拉伯語的方式，把宗教上最重要的事項記下來，當成「經典」秘密流傳。這樣的資料雖然對外部封閉，但極有效地對抗外在勢力的侵蝕，並稱此為「生存方式的歷史」。因此「殉教史」就是他們在中國的民族「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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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楊海英非常重視口述歷史。因為對於沒有文字的族群而言，口述成為他們承傳歷史的方法；而只有聆聽他們的話語，才能知道那時的實況與他們的心情。這一些都是少數民族在漫長生活中保存並承傳的秘辛。而與官方修史方式相異的編年史與民間傳述，則能夠清楚描繪出歷史當事人的生活與精神面貌。因此，此書利用珍貴的口述資料，呈現了極為豐富的民族信仰精神。就是這獨特之處，才能察見少數民族是如何看待自身的歷史，完成這趟貼近民族心靈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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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中復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前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