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曾於同治三年（1864年）將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所著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國際法原理)學說譯為《萬國公法》，並由京師同文館公刊出版。在此之前，《萬國公法》只是規範西方民族國家之間的國際秩序原理，其道理在於各國際體系因其歷史文化價值各有不同所致，故其國際秩序原理也就各有不同。
因此，英國曾於1793年派遣馬戛爾尼出使中華，於朝見乾隆皇帝時，中國依〈天朝定制論〉往例以貢使待之，因而爆發「天朝上國」對「大英王國」的衝突。此即東方依「天下階層體制」與西方循「主權對等體制」之「天下秩序原理」與「國際法秩序原理」間的衝突。
然自工業革命後，西方國力急速上昇，英國在國富兵強後，於清末先挾其「船堅炮利」的武威擊敗清朝，再以《萬國公法》的文攻強迫簽訂不平等條約以束縛中國，進而將鴉片合法化以麻醉中國。從此，清朝由《天下秩序原理》規範的天下，淪落成為《萬國公法》規範下的老弱國家。從此，隨著清朝中國的式微，《天下秩序原理》＝《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從此就消失不見了。
規範東亞國際體系的的國際秩序原理，本書稱之為《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或《天下秩序原理》。然而，何謂《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或《天下秩序原理》? 於今，其內涵卻無人真正知曉，蓋其非成文法所致。二戰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組織編纂之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中國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一書來看，這是天下秩序中關於「朝貢體制」的「現象研究」，而非針對天下秩序的「原理研究」。此外，戰後以日本東京大學西島定生為主體之東洋史研究則提出「東亞世界與冊封體制」的研究。前者，開啟了朝貢體制的研究。後者，則開啟了冊封體制研究，可謂東西相互輝映。二位大師因之開創了戰後「朝貢體制」與「冊封體制」的「冊封朝貢體制」研究熱潮，乃有今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地將現象結合理論的〈封貢體制論〉研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甚至擴大其研究的廣度與深度而有進一步拓展建構成為《天下秩序原理》＝《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趨勢。
《中國傳統「國際關係」之論述?─?─〈五倫天下關係論〉的規範性理論建構》一書，即是一本企圖將傳統中國之「天下關係」與西方之「國際關係」進行切割，進而建構中國之〈五倫天下關係論〉的嘗試性作品。按國際關係一詞乃源自西方，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各式各樣關係。眾所皆知，西方的「國家」是指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理論上為「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的政治實體，實質上在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的案例，比如，較單純的英國尚有英格蘭、蘇格蘭以及愛爾蘭等民族，美國也有原住民印地安民族，西班牙則有加泰隆尼亞民族，日本也有蝦夷民族。那麼，中國的「國際關係」與民族組成又如何?中國因自古以來，即為由多民族所組成的「天下國家」，故它與西方民族國家的觀念截然不同，相互之間所運作的聘交關係，不是西方式的國際關係，而是基於「天下國家」概念所進行之「天下與邦國」間的「事大關係」和邦國與邦國間的「交鄰關係」，因此合稱之為〈事大交鄰論〉。但是天下的共主則由「天下國家」之中，不但最具活力，且最強大的邦國或民族，透過《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爭天下論〉，進行朝代更迭，雖以漢族為主體，但非任何一個民族或某一邦國所得以永久把持或掌控。其中，有華對華的「異姓革命」，也有夷對華的「夷狄入主中國」，因此中國有二十五史記載華夷融合的朝代盛衰興亡。
在「中華世界帝國」的天下概念下，諸民族在〈封貢體制論〉之下，各自組成邦國，一面向天朝貢獻，一面接受天朝的冊封，故天下之中既有稱可汗的汗國，也有稱國王的王國。相對於汗國、王國，天下之中更有稱皇帝的帝國，統轄汗國與王國，因為它是由多民族所共同組成的「天下國家體系」，乃屬「階層型」且具「倫理價值」的天下關係，本文稱之為「五倫天下關係」，乃是完全異於西方民族國家之間所組成的「國際關係」。
中國自近代爆發鴉片戰爭以降迅即成為西方的侵略藉口，理由是中國並非「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的西方式民族國家或近代國家。此外，中國對轄下諸多民族，基於歷史文化價值的〈以不治治之論〉，採消極性之「因人制宜、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俗制宜、因教制宜」之治，也是積極的「民族自治、汗國自治、王國自治」等先進的地方自治。「天下國家」之「皇帝天可汗」，對於其轄下「自治汗國、自治王國」的「可汗、國王」，一般而言，都視為「客臣」，故都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且採「不治之治」尊崇待之。惟時值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時代，列強遂假〈實效管轄領有論〉為其藉口，先稱「民族自治、汗國自治、王國自治」為「不治」的無主地，優禮待之反而成為罪名，然後西方又赤裸裸的挾其近代「工業革命」的「船堅炮利」，既以武力決勝負，也以武論斷非西方民族國家的興亡榮辱。就文化摩擦(cultural conflict)的角度而言，這何止是帶刺的文化摩擦，更是赤裸裸的武力侵略。
清朝在前近代因錯過工業革命，故其國家雖大卻弱，多民族組成的「天下國家」因不符西方「民族國家」的定義，不被承認為「近代國家」遂淪為帝國主義的待宰肥羊，在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下，屢屢簽訂城下之盟，割地賠款，至此清朝奄奄待斃。革命志士為了拯救天下國家於既倒，更為了圖謀西方國家承認中國做為「民族國家」的資格，乃模仿西方，創造了「中華民族」一詞，試圖詮釋現代中國乃由「一個中華民族組成一個中華民國」的國家，企求列強的承認。其後先賢仍站在同樣的愛國救國情操下，詮釋中國乃是「一體多元」的中華民族。因此，中華民族觀開始由多元走向一體，一體之中有多元，多元之中有一體，於是將「中華民族」建構成為「命運共同體」，並融於一爐，用以形成嶄新的中華民族觀念與國族思想。
近代西方國家號稱民族國家，故其民族國家間的關係稱為「國際關係」，那麼傳統的「天下國家」內，其各式各樣族國關係的稱謂又是什麼?由上可知，它絕非「民族國家」的主權對等國際關係，而是「天下國家」內部間具有階層性的「天下關係」。扼要來說，就是「皇帝天可汗」之天下與「可汗」統治的汗國加上「國王」統治的王國之間的事大交鄰關係，乃《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天下秩序原理》下〈五倫天下關係論〉與〈事大交鄰論〉之「倫理典範」所規範的「天下關係」與「倫理秩序」。所以，採用「天下關係」才是正確的中華學術用語。雖然東方學術用語洋化已久，但是為避免讀者望文生義與理解起見，本書擬斷然採用東方式〈五倫天下關係論〉，而非〈五倫國際關係論〉的用語，合先敘明。
此外，西方的國際關係因源於「主權對等」的國際法，此其優點；但因其民族國家觀念源於西伐利亞條約體制(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允許為了國家利益，對外可「強凌弱，眾暴寡」，故唯利是圖，此為其根本缺點。相對的，東方的「天下關係」因源於「五倫」的倫理擴大，故恆以倫理秩序來制止侵略行為，此其優點，但天下對汗國與王國的關係屬於階層體制，或其缺憾。雖然各有優缺點，但是智者樂山，仁者樂水，各取所需以濟世，其要在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天下太平而已。
總之，東西方最大的不同，在於西方崇尚權力，東方尊崇倫理。西方雖然在名義上主張主權對等，但是在實際上因國家有強弱有別，故主權絕非對等，此西方列強動輒假借人權之名，而行干涉他國內政之實，並未真正實行主權對等。俾斯麥說：一車的國際法，不如一箱的子彈。此即西方國際關係之源頭的西伐利亞條約體制所遺留的重大缺陷，允許西歐國家為了生存發展而可以向外擴張侵略，遂造成歐美國家在近代以降將全球夷為殖民地，此乃迄今弱小國家仍陷哀鴻遍野，中東戰亂不止的主因。
相對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因形成「天下共同體」，皇帝是最高政治中心，下轄諸汗國、諸王國，實行〈以不治治之論〉＝「內政不干涉原則」，故對其沿海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王國自治」，對其內陸沿邊的少數民族則實行「汗國自治」。「王國自治」與「汗國自治」皆屬「天下共同體」下的「民族自治」與「地方自治」，因在歷史上一脈相傳，直到清代，始將「自治王國」劃歸禮部管轄，「自治汗國」劃歸理藩院管轄。
近代以後，清朝中國為了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屢戰屢敗。但屢戰屢敗的真正原因，並非中華歷史文化價值所創造之《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天下秩序原理》不如西方，而是清朝錯失了工業革命的機遇。此由1980年代的中國在無外患侵略之下，參與了「現代化」的新工業革命以來，台灣雖小但迅即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大陸自「和平崛起」後，迅速成為「世界工廠」，進而快速轉型成為「世界市場」。尤其是在其展望未來之餘，又進而規劃出「中國製造2025」，企圖邁向先進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國家，力圖仿造人的智能、智慧，讓機器能如人般的思考、工作、表達，甚至以超越人腦的極速運作，產生超越人腦的智能與智慧，以服務人類社會。如今，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政策規劃下，也轉型成為舉世G2大國，更應當以天下為己任，迅速找回已經消失不見的歷史文化價值＝《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天下秩序原理》，應超越獨樂而邁向眾樂的世界，善待四鄰，服務全球，傳播「天下為公」理想，讓全球邦國建構有如宋遼般成為「兄弟之邦」，將歷經百餘年而無戰事的歷史經驗，攜手全球，以共同邁向「大同世界」，既可完成中國人夢想，也可建構世界成為「天下共同體」。
何謂天下共同體? 天下共同體乃指將全球融合成為天下型的共同體。全球約可劃分為以儒家文化文明所形成的天下體系＋以基督教文明所形成的歐美國際體系＋以東正教文明所形成的國際體系＋以可蘭經教義所形成的國際體系＋以印度教教義所形成的國際體系＋非洲國際體系＋中南美國際體系＝天下共同體。又在「國際體系自治」的原則下，融合各國際體系的文明及其歷史文化價值，以形成新的天下文明與文化，建構共同夢想的天下秩序原理，以規範未來共同夢想的大同世界＝天下共同體，而高倡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一帶一路」的新絲路思維正是透過歷史經驗，既具有實施的著力點，且能連結各國際體系的最佳方法，以富含「倫理典範」的歷史文化價值共同建構「天下秩序原理」，以規範世界共同建構之「天下共同體」或「全球共同體」的秩序。
因此，未來需要有如唐朝般備受四鄰推戴為「皇帝天可汗」的文治武功，創造和平安祥的天下，高度的經濟發展，尖端的科學技術，領先的文明，高尚有品的社會，值得尊崇的文化。此外，在真實的天下中，或建構有如宋遼般的「兄弟倫」，以「兄友弟恭」、「長幼有序」或「兄前弟後」的「倫理典範」做為借鏡，以讓世界成為由「倫理典範」所規範的「兄弟之邦」，最後能走向長治久安之和平、幸福、安康的大同世界。此即，建構「天下共同體」之意義所在。是為序。
張 啟 雄 謹識於南港中央研究院
2021年10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