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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繆的《瘟疫》──一部存在主義小說的後現代閱讀

序



卡繆的《瘟疫》──一部存在主義小說的後現代閱讀（節錄）



　　面對疫症爆發的三種「理性」態度



　　在《瘟疫》第一章，當敘述者描述了城市老鼠大量離奇死亡，而愈來愈多人患上了各種與黑死病相似的病癥後，書中的主角之一李艾醫生(Docteur Rieux)與省政府首長(Prefet)及市政府衛生局的醫學專家進行三方會議，討論應否公開宣佈城中已爆發鼠疫之時，三人的態度截然不同。衛生局的醫學專家堅持，到當時為止，並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可以很確定地說，鼠疫已在城中爆發。省政府首長則反複表示，一旦說出「鼠疫」一詞，將有極為嚴重的社會政治後果，因此必須請示上層，等待上級頒佈命令，始能定奪。直接照顧病人及親眼看見病人死亡的李艾醫生，面對前二者推卸責任的態度時義憤填膺地說：「以這疾病傳播的勢頭來看，若果不能阻止住它，就會導致在兩個月內全城一半人遇害的危險。因此，不管你們是叫它做『鼠疫』抑或發高燒，總之，最重要的是阻止它殺害全城一半人口。……我們必須採取防禦措施。」



　　上述三種態度中，第一種是科學家的客觀態度：衛生局的醫學專家嚴守科學研究工作中的學術嚴格性和懷疑精神，在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之前，不肯對已經蔓延的傳染病作肯定判斷。這是嚴守科學理性(scientific rationality)的態度。



　　第二種態度，即省政府首長的態度，是謹小慎微的行政決策者態度：沒有詳細估量決策的社會政治後果之前，以及沒有按步就班依從既定決策程序之前，那怕事情多麼緊急、危機怎樣嚴重，還是按兵不動，直至上級有絕對清楚的指令頒佈下來，才會有所行動。這是行政理性(administrative rationality)的態度。



　　第三種態度是人道行動者(humanitarian)的介入或投身(engage)的態度。這一態度視人命為至關緊要，一切其他考慮為次要。這種以挽救人的生命為首要目的之態度，是以人為目的理性(the human as the rationality of end)，而非僅僅是一手段的態度。這一態度在歷史上可溯源至康德在《道德形上學之基礎》中提出的定言律令第二程式：「你的行事，要每每同時視人類──不論是於你自己的人格，還是於其他每個人的人格──為目的，而非僅僅是一手段。」在同書中，康德更進一步認為，倘若人類自詡為理性存在，就要把這一理性存在的共同體推往實現每一個人自身都是目的之「目的王國」(Reich der Zwecke / kingdom of ends)這一理想方向發展。



　　如果我們依於卡繆原書的描述而作出的分析無誤，則我們可以把上述三種態度和二零零三年香港出現非典型肺炎疫潮時期顯現的其中三種態度對號入座，作出天衣無縫的人物配對。在疫症爆發之初，有一些醫學專家以客觀、抽離、以至隔岸觀火的態度說出一些隔靴搔癢的「風涼話」。而當事態發展急轉直下之際，一些政府公共衛生部門的高層官員，仍然以「社會經濟後果嚴重」為理由，一直拒絕頒佈防止疫症在社區大規模爆發的斷然措施。當然幸好還有奮不顧身、捨己救人的專業前線醫護人員，就是他們的大無畏和犧牲精神，令香港全體市民在驚惶失措之中，仍保持著「最終可以渡過難關」的信念。



　　***



　　在《瘟疫》第一章中，卡繆回顧人類歷史上發生過並有紀錄的約三十次重大的鼠疫潮，估計總共做成約一億人死亡。卡繆問：何謂一億人死亡？亦即：我們如何具體地理解一億人的死亡？卡繆指出，在古羅馬時代的君士坦丁堡城(Constantinople)發生的一次鼠疫，便曾出現單是一日之內便有一萬人死亡。但我們如何能表象──即以觀念或圖像構想(figurer, to figure out)──一萬個死者？卡繆說，一萬人相當於五間大電影院坐滿人時的總體人數。我們設想可以把填滿五間大電影院的人集合在一處公眾地方，然後想辦法把他們置死，我們不就可以較為清楚地看見一萬人死亡的情景是怎樣？卡繆當時說，這樣做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可能進行這種觀察集體死亡的實驗。但事實上，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納粹政權就是這樣對待猶太人，而日本侵華士兵就曾這樣對待中國人。另一方面，我們向來對死亡的認識只是面對面看見死者才知道甚麼叫死亡，但我們根本無可能認識一萬個面孔，故即使真有一萬個死者堆在一起，我們也無法看見一萬個死亡的面孔。換句話說，我們只能在腦海中具體地表象有限數目的死者（往往不超出單位數字）；超過了這一有限數目，即當我們用巨大的數字來表達或述說死亡人數時，我們對死亡的表象完全是抽象的(abstract representation)。故此，對在戰場上打仗的士兵而言，死亡是有具體臉孔的同袍或敵軍的死亡，但對指揮總部裏的高級將令或統帥來說，死亡就顯現成抽象的數字。同樣，對在前線拼搏的醫護人員而言，死亡是有血有肉的病患者或同僚的死亡；但對醫療管理人員或行政高層人士來說，死亡首先就顯現為統計圖表上的曲線。



　　後現代論者如李歐塔就曾以二次大戰期間猶太人遭種族滅絕式集體屠殺(Holocaust)為例，十分鄭重地指出，以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為象徵的納粹大屠殺，根本是不能表象(impresentable, unrepresentable) 的恐怖行為(terror)；經歷奧斯威辛而倖存的人們都找不到語言去表述它。 推而論之，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大災難和罪行，其恐怖情狀，也是無法被表象的。這正是李歐塔所強調的。這亦是後現代論者與理性主義者爭議的重要場域。究竟如何解釋人類歷史中這些不可表象的苦難？面對這各種不可表象的苦難，真有理性主前者所稱的「歷史中的理性」 (“Reason in History”)這回事嗎？如何為所謂歷史的理性辯護？



　　卡繆動筆寫《瘟疫》之時，Holocaust之慘劇可能仍未被世人清楚認識，但書中的敘事表明，卡繆已深諳人類災難中集體死亡是無法具體表象這一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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