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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代序．西出中仙道

　　深秋清晨五點，天光仍黯淡，風很輕，掀不動地上的枯葉。我們一行各自負重，帶上必要裝備，在黯淡天光微弱山風中，走進八通關越嶺道。

　　不爬山時，地圖經常是攤開的，有時持筆比劃，有時伸指沿地圖上的路徑神遊，例如中橫迴頭彎上中央尖、南湖西稜轉南稜經中央尖東峰上中央尖再橫渡危崖過甘藷、無明、鈴鳴轉南續經斷崖上畢祿下大禹嶺，也曾站上義西請馬至峰頂的三叉路，遙望劇烈西折後再度折向南去的中央山脈，只要兩、三天就可以接上曾經走過的馬利加南、馬博拉斯以至秀姑巒、大水窟。類似的神遊遐想不知演練過多少回，路線老早畫進腦袋，感覺熟悉，其實陌生。這些都不是一般路線，但也不見得多麼稀奇，早有前人留下紛雜的足跡和疏詳不一的紀錄，那些我以為人跡罕至的深山，其實不像紙上的比劃。

　　八通關越嶺道是其中之一。

　　一九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可能是毛利之俊在《東臺灣新報》的最後一個上班日，因為兩天後《臺灣日日新報》刊出一則人事短訊，簡略直白說了毛利離開報社。這一則短訊僅兩行，不及二十個字，稱不上新聞，卻不難看出這個媒體人在東臺灣擁有某種聲望。

　　一年半以後，毛利帶著攝影師從蘇澳出發，取道臨海道路——可能搭乘東海自動車株式會社巴士——抵達花蓮市區。這一段路和途中緊緊交鄰的山和海，是我熟悉的北花蓮，距今五十年前，濱海小城花蓮的和式氣息猶仍留存，感覺得到，甚至聞得到，這是純粹的個人感受，不是嚮往，我的歲數不夠長故無涉眷戀，當時我認識的理解的北花蓮就像同學之中有人體內流著四分之一日本血液這樣的事實。

　　毛利由北而南，自平野深入中央山區，在花蓮的最後一段旅程，他看見秀姑巒溪寬闊的出海口和嬌小的奚卜蘭島，我則因罕有的家庭出遊而對同樣的景物留下模糊的印象，我看見一模一樣為流水恆常洗刷的白玉巨石，還看見毛利未曾見的橫跨兩岸的虹橋。

　　緊湊的行程化成《東臺灣展望》，以一百零六面相當於八開的紙頁來「展望」花蓮。毛利對橫斷中央山脈的越嶺道投以極大的注目，他一步一步走進中央山地，最後三條越嶺道以近四成篇幅佔據毛利眼裡的花蓮，其中八通關越道一線就費去二十四頁，彷彿那是一條複雜得不可盡訴的路。

　　有很長一段時間，毛利走過的山徑抵達的深山對我就是陌生的傳說。

　　除了山水樹石，毛利為沿線每一處當年服役中的駐在所及其附屬設施至少安排一張照片，並且總是以房舍為背景，招集駐守的警察警眷，在深遠的山間留下一幅又一幅「紀念照」。經過時間醃漬煎熬，紙頁泛黃而易碎，泛黃易碎的紙張和其上的照片一向輕易吸引目光。一開始我深受毛利的照片所惑，只看見他看見或他選擇讓世人看見的，無力追究他到底怎麼看，也無能細察他在觀景窗之後可能如何受到時代的侷限，只能揣摩他的腳步越過塔次基里溪出海前最後一座鐵線橋，轉入太魯閣峽谷，在奔騰溪水的激越聲中踏上「合歡越」，回頭往南穿越吉野村，西進木瓜溪谷之上的「能高越」，最後取道「中仙道」，南下花東縱谷繁華卻又嫻靜的小鎮玉里，再岔出中仙道轉進「最後未歸順蕃」的傳統領域。

　　毛利於暑夏時節穿行於拉庫拉庫溪南岸的「八通關越」，從北回歸線以南的熱帶闊葉林開始，幾天之間就走上高海拔的檜柏松杉，踏上越嶺點大水窟池，在狂放的風中爬上階梯，在（臺中）州（花蓮港）廳界之上來回走動，眺望中央山脈最高峰秀姑巒山與大水窟池西北方以池為名的大水窟山之間的稜線。《東臺灣展望》雖未提及，但毛利之俊一定注意到吳光亮的「中路」，甚至看見比今日所見更清晰可辨的清軍營盤址。他說大水窟附近僅有細草、山躑躅（杜鵑）和散發「神秘之美」的榛柏（圓柏），視野既然無礙，就不可能看不見路跡明顯的「中路」。或許當年他望著「中路」，正如今日我見八通關越嶺道。

　　關於毛利去而復返的八通關越嶺道，很長一段時間我所知的其實是久遠的描述與歷來行程紀錄的混合產物，一種建立在文獻、他人足跡和不同版本地圖之上的想像。二、三十年以來，我想像卻無法細述那些離日常很遠很遠的山、路、人與事，沒有走過就是沒有走過，那些往事跟山下多數人的生活幾乎沾不上關係，跟風一樣吹逝以後無輕無重。如此，我又何以對或毀壞或改道的山徑、幾乎看不出痕跡的駐在所教育所有所持執？

　　當我有能力將陰森圖書室裡紙頁翻動的輕響變成深秋山風拂過草樹的清音，將當年手中紙張的重量化作頓重的步伐，我想做以及所能做的就是去看看泛黃紙頁裡毛利之俊與攝影師鏡頭下的天光是否仍然朗亮，是否一樣耀眼地射穿樹冠並在山徑上閃爍。拉庫拉庫溪或許不如八、九十年前豐滿，不過泠泠水聲仍舊揚自深深的谷底，鐵線橋無一完整存留，但鹿鳴、山風橋門仍在，意西拉殘橋尚未墜毀，也還能在十里駐在所臨谿一側仰望毛利或許曾經仰望的新康山，鑽行他一定也曾鑽行的沙敦隧道，如此一來，我就離毛利的展望更近一點，有機會窺探像他這樣一個來自殖民國度的知識份子，究竟期待在幽遠的山地看見什麼。

　　毛利之俊留下照片和夾雜漢字的文章，我曾深深為之撼動。除了地名，儘管日文漢字往往不保有漢字的意義，我仍試圖推敲其所描述，不甚解其義並不妨礙「八通關越」如貫穿臺灣一般貫穿我的心思，這條路催促我反覆在地圖上遊走，反覆瀏覽他人的紀錄，同一篇或者新尋得的。這些演練與神遊一再重覆，實際上是預習卻似乎極熟悉，以至於有時誤以為是複習或回想一條已經走過的路，那些已知的崩塌、下切、高繞，盡可能熟記，步程、水源、夜宿點則無不瞭然。

　　我不期待看見毛利之俊看見的，官廳房舍早已銷腐，山徑斷毀，樹木榮枯，我充分理解不可能看見毛利之俊曾經眺望的風景，也不可能重覆與他一樣的路線。對於時間，八、九十年是一截無可無不可的線頭，之於人世——尤其二十世紀以後——則漫長而痛苦，足以扭轉幾代人的運命與處境。後來的命運與處境，毛利之俊來不及展望。

　　第一晚，我們前往玉里——如同當年打算走進八通關越嶺道的行旅——在一位熱情的山友家裡叨擾過夜。他的盛情宛如此地富有盛名的縱谷米倉，飽滿而熾烈，他確實也是當地知名且傑出的農夫，耕地數十甲，白米、紫米、紅米，想像得到的各「色」稻米都種得出來，可以應客戶的需求選植特定品種。這位具備現代視野的農夫在拉庫拉庫溪水澆灌的寬闊原野建立家園和田園，比起多年前來自喀西帕南部落的一個布農家族顯然幸運多了。這個布農家族被迫下山，打算落腳玉里，一踏上平地卻發現沒有動物的蹤跡，對於靠山吃山偶爾打獵的天性無疑是莫大的打擊，三、四天後，他們妥協地走向近山地帶。這是九十年前的往事，並非人人都樂意或習慣平坦的生活。

　　隔日透早，一個天光即將亮起的深秋清晨，我們自花東公路——毛利筆下的「中仙道」——岔出，走進縱谷西側山區，展開一趟百公里的橫斷行。送別的友人揮手致意，他們說，幾天後大山另一邊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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