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史學宰相：資治通鑑驚天下，千古賢臣司馬光

序

「文正公」司馬光：史學大師，百官楷模

　　後世通常尊稱司馬光為「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這是他去世後朝廷的封贈，「太師」是官職，「溫國公」是爵位，「文正」則是諡號。

　　諡號是來自官方的總評價，宋人費袞在他的作品《梁溪漫志》裡說：

　　「諡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有此諡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諡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為文正，其實非本諡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之，而朝論迄不可。

　　意思是說，「文正」是文官諡號的最高級，北宋一百六十七年中，得到這個諡號的只有三位：司馬光、王曾和范仲淹。李昉、王旦本來的諡號是「文貞」，因為宋仁宗名趙禎，為避諱才改稱「文正」。夏文莊指夏竦，是宋仁宗的老師，宋仁宗要給他文正諡號，結果輿論反對，只好作罷。北宋的文正公只有三位，而北宋的宰相有七十二人，副宰相有兩百三十八人，加起來三百一十人！真的是百裡挑一。「文正」中的「文」主要指文化修養，意指學術成就高，或者文學造詣深。

　　歷史上素有「史界兩司馬」的說法，說的是中國史上最偉大的兩位史學家，一位是司馬遷，他的《史記》被魯迅讚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另一位就是司馬光，他主持編修的《資治通鑑》，是中國第一部通鑑體編年通史，今天我們關於歷朝興衰治亂的許多知識與見解，都是拜司馬光之賜。

　　《資治通鑑》是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是寫給帝王的歷史教科書，也被後來的史學家譽為中國傳統史學的空前傑作。宋末元初學者胡三省評價說：「《通鑑》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學者王鳴盛這樣評價《資治通鑑》：「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清代的文正公曾國藩則評價：「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僅憑一部《資治通鑑》，司馬光就配得上「文」這個諡號。

　　然而，司馬光還不僅僅是史學家。據蘇軾所作〈行狀〉，計有《文集》八十卷（指《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前十五卷是詩歌）、《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一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補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

　　司馬光的治學有一個特點，就是學問要實用。蘇軾所作〈行狀〉中說：「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這一點我們從《資治通鑑》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花了十九年時間編纂這樣一部書，就是為治國理政提供借鑑。

　　前文說過，司馬光的諡號是「文正」，這是文官諡號的最高等級。其中的「正」，主要指輿論評價，意思是說本人恪盡職守、眾人交口稱讚。換句話說，「正」指的就是官員的好口碑。

　　司馬光任門下侍郎即副宰相，是在元豐八年（西元一?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據史書記載，從出任門下侍郎算起，到元祐元年（西元一?八六年）九月初一日去世，前後不過一年多的時間，但患病就占去了一半。司馬光決心要以身殉社稷，親自處理政務，不捨晝夜，賓客見他身體弱，就勸他說：「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司馬光卻說：「死生，命也。」

　　那麼，輿論評價怎麼樣呢？史書上說，司馬光去世的消息傳開，京師汴梁的老百姓紛紛停下手中的工作，趕去弔唁；甚至有人為購買祭品而賣掉自己的隨身衣物。司馬光的靈柩回夏縣安葬，哭送的人成千上萬，就連封州（治今廣東省封開縣東南）的父老，也不遠千里相繼前來祭奠。

　　朝廷派去護送靈柩的官員回奏說，老百姓哭得非常傷心，就像哀悼他們自己的親人一樣；全國各地趕去送葬的有好幾萬人。京師的老百姓把他的畫像刻版、印刷，家家都要請一幅，吃飯之前必先禱告；各地也紛紛託人前來京師求購，還有畫工因此致富。老百姓表達好感就是這樣直接，這就是司馬光在當時的輿論評價。

　　蘇軾曾談到司馬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的原因，概括為兩個字：「誠」和「一」。「誠」就是信，說一不二；「一」就是同，表裡如一。蘇軾又轉述司馬光的話：「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意思是說我沒什麼過人之處，只是平生所作所為，沒有不能對人說的──這就是司馬光的過人之處。

　　史官認為：《傳》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而司馬光真的做到了。微小到肉眼不可見了，只有一個「誠」；即便在陰暗無人的地方，也要光明磊落，這就是「一」。「誠」和「一」表現在為官上，就是恪盡職守。

　　朱熹對於學者兼政治家的司馬光，評價說：「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智、仁、勇，又稱「三達德」，是儒家認為君子必須具備的三種德性。司馬光研究學問與治國理政相輔相成；換句話說，就是名副其實的「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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