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簡莉穎劇本集3

導讀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作者，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孟子》的名言。這句話剛好可以描述同志的生命，以及同志生命的文化呈現。一如其他社會弱勢，例如處於階級弱勢的窮人和處於種族弱勢的黑人，同志飽受社會的種種不平等待遇，活得很辛苦。我說同志「生於憂患」，也有這個意思。不過，同志也跟其他社會弱勢人口不大相同：各種社會弱勢都免不了跟死亡共舞的名聲，但是幾乎只有同志享有縱慾而死的惡名。人們愛說，窮人和黑人就是為了找樂子而沈迷菸酒，因而陷入健康危機。人們也愛說，同志為了追求肉慾的快樂，要不是故意捨棄保險套，就是故意耽溺禁藥，結果招致死神的青睞。也就是說，人們想像同志為了性快感不惜賠上生命代價。我說同志「死於安樂」，也有這個意思。

　　當然我要澄清，八卦呈現的同志面貌，絕非百分之百符合事實。但，八卦不是真相，卻締造真相的「效果」：就像人工色素一樣，比真實食材更具食物本色。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的芥川賞得獎小說《狗女婿上門》，就展示出八卦和縱慾者的關係。小說中，一批社區媽媽謠傳，某個神秘型男竟然男女通殺，像狗一樣愛吃情人的菊花。這篇小說從未證實社區媽媽的八卦是否真實，但小說讀者已經無法刪除腦中畫面：型男就是雙性戀賞菊高手喔。事實上，社會大眾（包括同志自己人在內）對於同志情慾生活的理解，本來就主要來自於謠言（以及謠言的近親，吹牛、誇大、說謊等等），而不是來自於第一手的現場觀察。民眾甚至不可能從同志色情片認識同志情慾的真相，因為任何色情片的本質都是吹牛、誇大、謊言，絕非可信的真實。真實，本來就遙不可及。只要重讀白先勇《孽子》，我們也會發現：小說主人翁阿青對於玻璃圈重大事件的認知，往往來自於新公園裡的道聽塗說，例如「龍子阿鳳」奇緣，卻很少來自他本人目擊。

　　劇作家簡莉穎的《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以下簡稱《馬密》）就處在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同志文學傳統中，而且一如諸多同志文學前輩，由各種不可靠的小道消息交錯組成情慾的寶殿。我要承認，身為文學史研究者的我把《馬密》劇本放在同志文學傳統來看，而不是放入表演藝術的脈絡來看。不過，幸好早在2017年、2019年《馬密》公演前前後後，許多劇場工作者以及戲劇學者已經在網路平台、學術刊物，精彩討論現場演出。既然針對三次元空間的表演已經累積多篇剖析，那麼我就可以放心只談二次元空間的劇本。

　　《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這個字數很多的劇名，疊滿關鍵詞。既有的討論質問：誰是「叛徒」？什麼是「回憶錄」？為何要加上「可能」來修飾「回憶錄」？彷彿整個劇名只有「馬密」這個人名不需要被追問。但我這個人向來後知後覺，偏偏卡在「馬密」這個名字上面。我在觀看《馬密》這齣戲之前，預期劇名的「馬密」應該影射「大衛馬密」（David Mamet）這位影劇界名人。看了戲才發現，劇中「馬密」似乎跟大衛馬密無關。全劇的重點在於台灣同志社群過去二、三十年的傷痛。

　　乍看之下，主人翁馬密堪稱叛徒：為了讓愛滋同志互相培力，因此組成愛滋感染者互助團體的馬密，竟然引狼入室，把警察帶入私下舉辦的同志派對，導致自己人被污衊、被消費。但是，馬密似乎也可以宣稱自己慘遭背叛吧？他努力維持愛滋同志「被去性化」潔身自愛形象，但是他的親密自己人卻一再投入足以讓愛滋同志「被再性化」、「被過度性化」的肉慾道場。馬密的同志人際網絡，可說是由「聖人罪人、節婦婊子」以及「昨是今非、今是昨非」這兩條經緯構成。同志的桃花花期特別長，可以從少女時代一路開到為人祖母的年紀（祖母的桃花有多少，詳見《阿媽的女朋友》這本口述歷史）。這麼長的花期，是特權也是詛咒：有同志全身投入花期，樂於當罪人當婊子，也不要無花空折枝；也有同志避諱桃花，寧可當聖人當節婦，榨乾自己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剩餘價值。進行這兩種選擇的同志互相看不順眼，但是他們其實處於一體的兩面：正是因為同志的生命跟死亡驅力密不可分，所以前一種同志才拼命在慾海玩火、證明自己不怕死，但是另一種同志卻將性慾加以昇華，否認死神終要降臨。更多同志並不是處於兩極，而是在兩邊之間徘徊，想要守節卻又怕無彩，想要淫蕩卻又怕罪惡感。類似的矛盾心態在愛滋劇場的前作《美國天使》等等出現，甚至也在本土女同志小說《逆女》露臉：在這本1996年獲得皇冠百萬大獎的小說中，女主角突然罹患奇異重病，便以為自己進入同性戀圈子，就免不了愛滋襲擊。後來才發現，她的絕症跟愛滋無關。

　　今日讀者或許覺得《逆女》的女主角想太多，但是長久以來，許多台灣同志人口——包括沒有任何性經驗的同志——都曾經擔心自己感染愛滋、死於愛滋。因為過度擔心愛滋，缺乏性接觸的同志頻繁驗血，不少性生活豐富的趴場老手反而畏懼任何一次篩檢——簡直是「該來的不來，不該來的卻來了」定律。愛滋導致的心病，並非只為愛滋感染者帶來困擾，也為全體社會蓋上烏雲。《馬密》的眾生，不管性別，不管性生活頻率，都是愛滋陰影底下的當事人。在《馬密》裡頭，沒有人只是小龍套：劇中那些看似沈迷八卦的小人物，也像《狗女婿上門》的社區媽媽一樣，像是《孽子》的眾多長老一樣，都製造了足以發揮真相「效果」的謠言。

　　《馬密》安排一名年輕女子拍攝紀錄片，回首馬密等人不堪的往事。紀錄片總是最新進也最懷舊：它在拍攝的那一刻啟用最時尚的科技，動用的科技卻在拍攝之後立即折舊。用紀錄片收攏《馬密》新舊交替、生死交錯的記憶碎片，成果也就突顯得更加怵目驚心。波赫士的短篇名作「英雄與叛徒的主題」中，一個政治組織發現某個去世的聞人竟是叛徒，但是他們卻決定扭曲事實，說聞人其實死於英雄事蹟，以便把一盤政局的死棋玩成活棋。本土同志公開發聲三、四十年來，圈內圈外也不乏豬羊變色的誇張腳本。許多當今支持同志的政商名人，都曾經發表不利同志的言論；有些在同志圈喊水就會結凍的昔日名嘴，如今卻為某些打壓同志人權的勢力抬轎，因而淪為同志社群的黑名單。我提出昨是今非、今是昨非這個歷史常數，並不是要提倡犬儒的厭世態度，而是要大家平靜看待人人都可能翻臉如翻書的事實。正因為人人都有大幅改變的潛力，所以昔日的陌生人才得以紛紛變成同志的盟友，所以同志紅人花榜才得以頻繁換季。

　　《馬密》的既有討論，大致將《馬密》置入愛滋劇場的版圖來看，用zoom in的方式檢視《馬密》如何再現愛滋相關人事物。但我選擇用zoom out的方式看待《馬密》，把目光從愛滋劇場的系譜，轉向同志文學的全景。我選擇zoom out而不zoom in，並不是因為愛滋不甚重要，而是因為愛滋茲事體大。愛滋絕對不僅僅牽涉當事人而已，反而足以推動時代氛圍。我在《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強調，台灣同志文學在1990年代大放異彩，不應該歸功於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而應該歸功於民間在1980年代初面對愛滋疫情的作為。國內外論述很習慣將解嚴這回事當作變魔術，彷彿解嚴前民間奄奄一息、解嚴後民間才變得虎虎生風。這種流行的說法高估了政府的功勞，並且低估了民間的貢獻。事實上，正是因為民間人士、黨外人士冒著淪為政治犯的風險，一再刺激國民黨政府進行改變，蔣經國才會勉為其難解除戒嚴。同時，正是因為美國爆發愛滋疫情，造成全球恐慌，台灣民間人士才冒著被出櫃、被污名化、以及被警察盯上的風險，在1980年代初期挺身而出，勸說各界諒解同志。他們進行勸說的場域多元，有些人忙著留下文字紀錄，成為同志文學的養分，但還有更多人在街頭巷尾流汗，無暇寫字，也就沒有被人記得。由愛滋恐慌觸發、未必訴諸於文字的民間力量，才是同志文學得以在1990年代起飛的基礎。

　　說起來，同志文學也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句話的一種體現：因為愛滋帶來憂患，有志之士被迫追求生路，同志文學才因此獲得生命力；等到各界覺得同志安居樂業、毫無苦惱的時候，同志文學恐怕反而就要無以為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