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重提西原借款的意味
一戰期間，在中國大陸每每以浪人面目出入社交場合的西原龜三，在日本則是於財界和政界之間穿針引線的活躍人士。一戰後期，寺內正毅內閣對段祺瑞政府的一系列貸款，始自1917年1月，終至1918年9月，共有8筆貸款，總計1億4,500萬日圓。蓋因西原龜三居中建議並斡旋，故被稱為「西原借款」。1917年和1918年日本的年度財政收入分別約為6億400萬日圓、7億2,000萬日圓 ，1億4,500萬日圓在當時是一筆巨額貸款。1918年的西原借款額度是1億2,000萬日圓，占日本政府全年歲出的16.6%，由此即可見一斑。
除了因一戰「景氣」使得日本政府有餘力支出這筆款項之外，試圖用貸款來實現對中國的侵入這個政治目的，是日本政府的主要盤算。與寺內內閣之前的大隈重信內閣提出「二十一條」試圖全面控制中國的強硬手段不同，這是一種用經濟手段纏繞中國經濟命脈的「軟」策略。在政局動盪不已的中國，這筆貸款能否收回？組成國際銀行團加緊滲透中國經濟的英、美等國對此秉持何等態度？這都是西原借款面臨的危險。
大隈內閣提出「二十一條」時，就有日本「向中國伸出侵略魔掌」一類來自美國的指責，寺內內閣對此似乎有所反省，其對華貸款策略似乎是打算一掃各國的批判和誤解。政界大佬伊藤巳代治、平田東助、原敬、犬養毅等人出席政府組織的外交調查會，都贊成用「軟」手段（對華貸款）來達到「硬」目的（政治目標）。但是，在包括對中國貸款在內的諸般難題考驗下，寺內內閣知難而退宣佈總辭職，當時西原借款已經完成，社會一致非議。在批判聲浪之中病勢加重的原外相本野一郎在剛說過「今日的責備全都可以衝著我來」之後，就一命嗚呼了。在這種情勢下，原藏相勝田主計仍強硬地表示，要想在列強之中出人頭地，需要將百數十億的產業資金注入殖民政策的執行過程之中，斷行國家重大政策必須忍受艱難與犧牲，惟有如此國家政策的根幹枝葉方能繁茂昌盛，《菊分根》的戰略構想才可能會實現。
《菊分根》原書日文副標題中的「施設」一詞，根據勝田以及西原的用意，似可譯為「裝置」，意即將對中國段祺瑞政府的貸款，看作是可孕育出若干繁榮的菊花母株的宿根，可分株培植，漸次擴展。這樣母株就成了一種順應自然規律繁衍散生的植株，對華貸款也就成了向中國整個經濟進而向中國政治滲入的控制器。對段政府的援助式貸款，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強烈反對，金融界和實業界認為充滿危險的也大有人在。但在獲得政友會和（日本）國民黨支持的第二代藩閥控制的政權內，依然得到支持，並在1918年3月的第40屆議會仍然獲得多數票支持。勝田興奮不已，當場詠俳一首：「????? 菊?根分?? 日????（漸到菊花分根日）」勝田對為何要對中國實施「菊分根」戰略，有三大理由：(1)中日同文同種，國家關係密切；(2)為日本國民經濟計，中國不可置之度外；(3)為日本國防獨立計，日中關係不可置之度外。此三大理由，說出了在中國實行「菊分根」戰略的目標及重要性，是一種戰略「裝置」。??????? 宿根分株成子株發育生長，子株在成為主株後同樣可再度分株繁衍，並且對母
? 株保持著不可能淡薄之親近性。這種「裝置」比之赤裸裸索要政治、經濟、軍事控制權的「二十一條」，成本雖低卻有效得多。1935年，經濟學家赤松要根據日本棉紡織業的發展經驗提出「V型」的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將日本視作「領頭雁」，也可以視為「菊分根」理論的再發展。
縱覽全書，作者在本書中有若干創新之處。
首先，在西原借款的成立問題上，學界的先期研究常集中在日皖關係的強化以及日本對華政策由武力侵略到經濟侵略的轉變之上，而本書另闢蹊徑，將個人思想與政府外交政策相結合，不僅追溯了西原龜三的「王道主義」思想與西原借款基本構想之間的演變歷程，展示了日本大陸浪人與政府對華政策的互動關係，而且以西原龜三「自主外交」與林權助「協調外交」的明爭暗鬥為例，論述了一戰後期日本政府內部「二重外交」的結構性對抗特徵，即「以利益政治為爭點，以外交理念相頡頏」。
其次，在西原借款的償還問題上，國內外學界尚未見到對中國償還西原借款具體數額的研究，存在研究盲區，而本書根據大量中文、日文檔案史料，統計了中國對西原借款本金和利息的償還數額與具體過程，最後得出具體數字，即西原借款最終償還本金500萬日圓，實際償還利息29,388,504.44日圓，合計償還本息34,388,504.44日圓。相對1億4,500萬日圓的西原借款本金，償還數額占23.7%。此外，就勝田主計設計「菊分根」戰略而言，其目的原本就不在能否確保回收貸款這種一城一池之得失計算在內。
再次，在西原借款的整理問題上，學界常以國民政府的公開發言為依據，認為其始終拒絕承認西原借款，而本書根據對中、日兩國檔案史料的解讀，發現國民政府內部圍繞是否承認西原借款問題其實存在較大分歧，即以胡漢民為代表的立法院主張採取「革命外交」的方式直接拒絕承認西原借款，但以王正廷、宋子文為代表的外交部和財政部則主張「避虛就實」整理西原借款。在此過程中，國民政府利用西原借款概念模糊的特徵，採取了偷換概念的方式，暗中「改名承認」西原借款。只是由於日本堅持己見不肯讓步，才導致西原借款的償還被無限期擱置，以致從結果上顯現出國民政府始終拒絕承認西原借款的假象。
最後，本書對西原借款的範圍、用途、取消過程等問題也做了較為詳盡的分析。例如將其範圍限定為1億4,500萬日圓；通過比較三份西原借款用途統計表，進一步明確了日本實施西原借款的政治性質；對中國取消包括西原借款在內的中日間所有債務的法理正當性，作了必要的交代。在結語部分，作者跳出瑣碎的史實考證，從西原借款的內在影響因素以及深度影響等角度，在宏觀上明確了西原借款與「二十一條」、五四運動、關稅談判、九一八事變等重大歷史事件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展現了1917∼1937年間日本的西原借款在大陸政策「菊分根」戰略驅使下產生的多重歷史影響。
在「菊分根」戰略構想之下，日本利用對華債權向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乃至文化領域進行全面滲透並試圖一舉奪得控制權，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清理的研究課題。作者以近代日本對華政治貸款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西原借款為例，在借鑒中國近代外債史「借債－還債－理債」理論的基礎上，從外債和外交的雙重視角切入該問題，又在日本大陸政策的脈絡中完成了這項研究。重提「西原借款」，其意味除了該研究仍須深入之外，也在提請讀者注意，應當在日本對華言說的美麗詞藻背後探詢其實質目標究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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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頌倫
2021年4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