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龍淵述學

後記

因百師《龍淵述學》整理後記

何寄澎（臺大中文系名譽教授）

　　因百師於民國八十年七月二十八日遽爾病逝，轉瞬一年有餘，此篇後記遲遲不能完成，蓋自愧並無資格執筆，又加以心神不時恍惚，難以專注為文之故。如今情況雖無改異，然每思恩師去我日遠，《龍淵述學》又急待付梓，不能不勉為提筆。悲恐交迫，不知所云。

　　我初受先生?誨，已是二十年前，其後無緣親炙，一直到先生晚年，在家為輔仁中文所研究生講授古典詩學，那時我已任?臺大，地利之便，每週便去上課，同行者尚有京都大學博士金文京兄。我們可以感受先生歡迎、喜悅之意。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幸運，因為我們算不上先生入室弟子，卻得以盡聞先生晚年詩學菁華，且得先生悉心指導—這如何不是天大的幸運？

　　文京兄不久就回日本，我因工作日繁，也無法繼續聆?，但定期總會前往向先生請安，出版《龍淵述學》的構想就是那段時間內漸漸形成的。先生的道德學問是所有門生故舊熟知的；而先生著述之勤，也鮮人能出其右。可是先生心血結晶之問世卻寥寥可數。蓋先生不求世俗之名，遂亦為世俗所棄。民國七十三年，《陳後山年譜》由聯經公司出版銷路未佳，後遂無問津者。我對此世態炎涼，甚感憤憤，因此積極建議先生將未刊稿整理，交大安出版社印行。先生也欣然同意，還常常對人提起這事。不過後來的一、二年，此事並無進展，原來先生更傾向於先出版《清晝堂詩集》。這書不久便在大安諸君子不惜物力、完成老師心願的共識下問世了。我迄今猶分明記得先生撫觸新書時的喜悅形容。先生辭世後，我整理遺稿，發現一個袋子，裏頭裝的正是有關《清晝堂詩集》的各項資料，以及大安諸君子的名錄。詩集?出，先生便開始專注從事其《龍淵述學》的整理工作，這期間他曾請樂蘅軍先生校理，邊德行小姐謄繕。也許因為年老體衰，工作進展得很慢—其實是因為先生一生做事都是嚴謹慎重、一絲不苟的。《清晝堂詩集》曾字斟句酌，一改再改；《龍淵述學》亦一貫如此。我後來整理遺稿，發現每個袋子封面上都記註的清清楚楚；而袋中每篇稿子，原稿、改正稿、謄清稿也都依次放好，絕不紊亂。一稿若有二份以上，則必註明「已校好，付印時不必再校」、「複本，及附參考資料」等字樣；他甚至排好目錄（幾經修訂，分別註明第一次稿，第二次稿，第三次稿），算好字數??。我撫觸先生手跡，心中湧起莫名的激動與感動，但隨後不禁莞薾—這正是我們所熟悉的鄭先生啊！他講話是慢的，走路是慢的，寫字、做事都是慢的，他永遠徐徐的、緩慢的，但慢工出細活，而且還是寫了百萬字以上博大深厚的學術論著。想到我們做學問的急切、粗疏、沒有耐心、大而化之，羞愧就又來了。

　　嚴格說來，《龍淵述學》的稿子算不上我所整理，因為先生自己已大致整理妥當，我除了仔細檢查核對（協助者有東吳大學中文系徐玉珍同學）外，因字數不多、單行不便的考慮，權將先生原有意單獨印行的七篇（自〈永嘉室札記〉至〈讀詩偶記〉）置入本書，又將先生猶疑未決的〈切韻自序校定本〉收入。先生辭世後，葉師慶炳先生邀集林文月、曾永義、黃啟方、齊益壽諸先生及我整理遺稿。我們曾在臺大文學院會議室將所有文稿攤開，逐一檢視，《永嘉室雜文》（洪範版）所附之若干新詩、小說?此時發現，但當時竟無《龍淵述學》書稿。後來我再到先生家中遍尋，終在院中角落紙箱中發現。天意冥冥，先生有靈，終不使此有價值之論著沉埋湮滅，剩下的，就看後起者如何珍視、發揚。哲人日遠，典型猶在。我永遠感念先生晚年對我的關懷與指導，我也永遠對能為先生做一點他喜歡的事感到無上光榮—大安諸友想必與我同樣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