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年代中期,當我這個研究剛開始,許多美國的自由派,包括我自己在內,都眼睜睜地看著保守主義和新保守主義運動的興起與勝利。對此事態的反應方式之一是去探究保守主義的心靈或人格。但是對我來說,這種所謂深入敵營的正面攻擊,似乎不太奏效,反而會加深嫌隙,甚至把對手魔鬼化而沾沾自喜。因此,我決定對這些表層現象展開「冷靜」的檢討:從歷史與分析的角度來考察論述、論證、以及修辭。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將會看到,論述很少被基本人格特質所型塑,而是取決於論證掛帥(the imperatives of argument);論述的走向幾乎與論述參與者的欲望、個性、或信念無關。揭露論證本身的種種桎梏,或許真的有助於解開它們,進而修改論述而重拾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