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小說背後，我的前塵
對上一本小說集，已經是二○一三年的《靜人活物》（不計二○一五年的《存在之難》，這主要是一本小說選集，而且在市面上幾乎已找不到了）。自創作長篇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二○一六），感覺逐漸遠離短篇的寫作，這也不僅止於小說，大約在二○一六年，我主動停掉了報章一些寫了長期的專欄，也沒有寫作應然與否，只是聽喚自己內在的生命步伐，需要更長的伸展、更深沉的潛行。但短篇小說還是會寫的，有時應雜誌約稿，有時將長篇一些單元獨立發展，而更重要的是，短篇小說的多變性、自身作為一門藝術仍然深深吸引我，仍想在這片空間上作實驗，沒想過會終結。而收在這集子中的，跟我早年的小說集如《病忘書》（二○○一）、《失落園》（二○○五）、《親密距離》（二○一○）等等，一點不同或者是沒那麼由一兩個主題來貫徹，但也並非沒有我一貫關切或著迷的元素在其中。集子收入的十多篇小說，創作的時間跨度頗大，大概橫跨二○○七年至二○二○年（當然，並不是說這些年我只寫了這些小說），在這期間，社會發生許多變化，小說不一定跟隨社會步伐走，但時代的氛圍，以至具體社會事件，也或多或少銘刻其中，譬如回頭看，有好幾篇寫及雨傘運動乃至後雨傘情狀（如〈離島上的一座圖書館療養院〉、〈失城二十年〉、〈灰爆〉等）。當然我也無意單以社會尺度來衡量文學，以至對文學過度社會化（當「社會化」成文學必然的要求時，於創作而言，於閱讀而言）亦有所保留。他人、城市、時代這些元素之外，我始終也重視小說個人或曰私密性的一面，對自我書寫並不排斥，關鍵在寫的時候，是否有血脈流動，至於如何呈現、融入，直白或轉化，赤裸或隱藏，並無一個定法。說到底，個人化與社會性並不必然相悖，小說總是事實與虛構、個人與集體的緊密編織。在這些小說篇章累積的十餘年期間，生命中的人離離合合，天堂的光瞥過深淵的黑浸過，有人曾說我是不老的潘彼得，但我終究還是由一個朗月高歌的青年，慢慢地變成一個沉默暗啞的中年。小說寫的不是作者自己，但從小說中，或者也可觀照到一點作者生命遞變的痕跡。
此小說集另一點不同，如可說是特徵的話，就是好些是參與城中的藝術計劃而生。其中，有以文字為主的藝術計劃（如作家駐場），有與其他藝術媒體跨界合作的嘗試，這些年間，我曾合作過的其他界別有來自建築的、電影的、劇場的、視覺藝術的，我平常是一個頗孤僻的人，與其他人合作可以把我從自己的房間抽出來，我珍惜與人談話也總是對別人所做的感興趣，但每次跨界合作還是感到一定困難，除了人、機構、環境的因素，這必然也牽涉文字與其他藝術本質的異同，有時可擦出一些火花，有時極力對話但始終有所隔絕。但回頭來想，嘗試過大體還是好的，尤其當所有活動展覽限期過後，文字作品還是能獨立地留存下來，有著較長的生命。這佔了此小說集的若干篇。
收在這小說集中的，也有比較「正常」出現的：編輯約稿，或者個人投稿。編輯約稿有時因雜誌專題而交來一個命題，有人以為命題書寫與創作相違，我又覺得不必然或不至如此，只要那命題不是鎖得太緊，而如果命題本身與作者扣連，作者自也可從中作出自己的構想，寫出自己的東西來。當真命題不感冒，便乾脆推掉。至於個人投稿，則完全是自己某階段醞釀的，有些短篇寫了告一段落，有些或者仍如迴旋曲般在未來的作品中變奏或重生。
因為以上種種，感到交代一下每篇小說背後的由來，應也是有意義的，連起來或也可見鋪排上的一點心思（詳見以下）。十多篇小說，其中較多發表於《字花》和《香港文學》。後者，於去年猝逝的陶然先生，不知從哪年起，每年一月分他都會策劃一期「香港作家小說專號」。由二○一一年至二○一八年，每年我依期赴約（雖然也有幾乎交不出的時候），這讓我在小說創作上有所累積，獲得一點延續的力量。在此一提，謹向這位前輩致謝。
〈離島上的一座圖書館療養院〉
與藝術家白雙全相識於二○○七年，拿了同一個藝術基金獎助於紐約差不多時間旅居一年；繼後「合作」在二○一三年Para Site主辦的「疫年日誌」，其實也不算是合作，而是一次對談，收錄於一本書中，談關於SARS和疾病與創作的關係等。真正合作要等到二○一九年，英國Wellcome Trust以「Contagious City」作主題分別在紐約、倫敦及香港三地籌劃展覽，其中香港的合作夥伴之一有油街實現，由此促成一次富實驗性的跨界合作。當時我們不想單從傳染病來談，計劃未正式展開前幾經討論，最後我們將主題設定為「閱讀感染」（Contagious Reading），探討閱讀行為的傳染性，閱讀作為抗體以至病毒的可能。由文字出發，我先創作小說文本，以此為基礎，再由團隊轉化為展覽、工作坊、讀書會，也有以小說拍成的短片錄像等。小說〈離島上的一座圖書館療養院〉由此生成，在計劃期間（正式舉辦日期為二○一九年三至六月）亦獲一些靈感和回饋。最初構思將一座有幾分像秘密組織的私設圖書館放於離島，除了是天馬行空，實也有政治隱喻在其中；小說較重虛幻之筆，但寫至後來也出現具體地點如長洲，這座分佈於離島不同角落的圖書館，收留各種失落離散的靈魂，說是療養院，其實也是一座瘋人院。計劃進行中以至後來，團隊稱我作「館長」，其實館長只是小說的一個角色，但的而且確，這座我一手築成的療養院或瘋人院，自己也住進其中。
小說裡的單元先後發表如下：
〈顛倒與離人〉，原刊《明報》世紀版，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地下抄寫室〉，原刊《明報》世紀版，二○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圖書館運動區〉、〈愛的塵土區〉，原刊《字花》二○一九年五—六月第七十九期。
〈圖書館幽靈區〉，原刊《香港文學》二○一九年七月第四一五期。
〈油街十二夜〉（附非虛構作品〈我在油街的日子〉）
二○一六年十月，參加了油街實現首度舉辦的「在油街寫作—隱匿的鯨魚歌唱」，為期三月（計劃由香港文學館和油街實現主辦，正式時間為二○一六年十一月至二○一七年一月底，但由未正式開始前至延後留駐，則大概由二○一六年十月至二○一七年五月），期間以某種方式在油街實現駐場，進行創作。〈油街十二夜〉為是項計劃完成後交出的一篇作品。小說取材自駐場期間的經驗，揉合建築物及該帶一些史實、現況及都會傳說，集紀實和虛構而成，寫成一篇散文體小說，包含歷史、地方誌和鬼魅的故事。原刊《字花》二○一七年九—十月第六十九期。
另一篇非虛構作品〈我在油街的日子〉，則記述參加是項寫作計劃的經歷和一點反思，對理解小說創作背後應有幫助，也一併於集子中收入。原刊《端傳媒》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失城二十年〉
寫小說那麼些年，所謂「二次創作」，至今其實只有兩篇，一是二○○四年應香港藝術中心之邀，向西西《我城》致敬，重寫「我城」於當下，我花了數月，寫成中篇小說〈我城零五〉。除《我城》為主要文本外，當中互文本的其實還有〈浮城誌異〉、《美麗大廈》、「肥土鎮系列」等。這篇小說收於合集《i城志》（二○○五）中，後收於個人小說集《靜人活物》（二○一三）中。
另一篇要到二○一八年暑假收到當時《字花》編輯李昭駿邀約，為雜誌「重寫本土」創作，挑選香港一文學作品進行再創作。我想了一想，便選了黃碧雲的〈失城〉，寫了一篇〈失城二十年〉延續其故事，時空大概橫跨一九九四至二○一四年九月止（這時間當然非屬偶然）。詹克明和愛玉的女兒長大了，衰老的伊雲思回港一趟，召喚出場的人物或鬼魂還有陳路遠、林桂等等。編輯給與的篇幅原是五千字，寫到五千五百多字才收結，同時希望留有餘音。小說刊於《字花》二○一八年九—十月第七十五期。
〈灰爆〉
有一段時間，我對不同城市的地鐵文化十分關注，某程度上，從地鐵可以讀出不少城市癥候。香港的地鐵高度文明，微細的規管以關愛之名無孔不入，置身其中，對聲音、符號極敏感的我，常感這個日常生活場景，既是日常也是異常，既是有序也是失序之交疊。穿著黃色制服維持秩序的地鐵職員如細胞分裂般不斷增生，小說由此塑造角色與場景，也藉此描畫了社會在雨傘運動後一段日子的疲憊狀態。記得小說是一個週末在大學圖書館一筆寫成的。至於在「反修例運動」中，地鐵出現硬橋硬馬以至包括前喀兵的「特遣隊」，則是後來的事了。小說刊於《香港文學》二○一八年一月第三九七期「香港作家小說專號」，曾被譯成英文（宋子江翻譯），見Cha Issue Dec 2017：www.asiancha.com/content/view/3009/636/
〈睇住〉
電影《十年》，最初在香港還是有戲院上映的，不久落畫，非關票房，後轉至社區放映，遍地開花。這電影我是在二○一六年一月五日於當時還是UA太古的戲院看的。沒料到後來與這電影結下文字之緣。《十年》擬出版影碟，編輯饒雙宜邀約，就電影中的故事《方言》創作與之有關的短篇小說。原作多少制約了創作小說的語調，但也是一次難得的玩樂實驗，我以較久違的黑色幽默之筆，創作了小說〈睇住〉，收於《十年．內外》，隨《十年》（＋Book: Box Set）DVD出版；二○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踢腳慧嬰〉
小說應《字花》當時編輯洪曉嫻之邀，以「惡童」為題，來函說「意在剝開『純潔兒童』的外表」，我復想起張愛玲「對於小孩則是尊重與恐懼，完全敬而遠之」一話，一向甚得我心，尤其對於「港孩」。以詭異荒誕之筆寫成短篇小說〈踢腳慧嬰〉，可沒理會曉嫻當時正身懷六甲，不知她看小說時，有沒有感到肚內有小腿踢動，她好像也以此回郵幽了一默。只記得這篇小說擱筆時，好像做完一場運動，有一種暢快之感。小說刊於《字花》二○一五年九—十月第五十七期。
〈2047浮城新人種〉
二○○七年七月一日，《藝術地圖》（Artmap）「響應」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十周年，由藝術家又一山人策劃，出版一份「一日完」仿製報紙《明天日報》；我的小說多是處理過去或當下，不太以未來落筆，當時受邀也作興一番，以荒誕擬仿了一篇「新聞小說」，小玩而已。
以上三篇，都有點黑色幽默成分，或可當作整本小說集的間場，中場休息。
小小說〈身外物，心上人〉、閃小說七則
此小說集也收入小小說及閃小說（flash fiction）若干篇。小小說〈身外物，心上人〉於二○一四年七月完成，收於《城市文藝》二○一五年四月第七十六期。幾篇閃小說則是應陶然先生之邀，應他策劃的一期「世界華文閃小說展」而寫，結果當時寫了七則，一期刊不完，分了兩期先後刊於《香港文學》二○一四年六月及七月號。其中一則，後來被我納進了一個短篇小說之中，編這小說集時，加回由《讀者文摘》約寫的一篇更袖珍的，於是又湊回七篇。顧名思義，「閃小說」比「小小說」更短更袖珍，講求意念，當為實驗遊戲玩玩也有趣，適可而止。
〈面之書〉、〈記憶修復員〉
〈記憶修復員〉和〈面之書〉分別刊於《香港文學》二○一六年七月第三七九期，和二○一七年一月第三八五期「香港作家小說專號」。印象中，後者其實更早一點開筆，大概寫於二○○八年在紐約曼克頓公寓旅居的日子，到發表時又隔了好些年月。兩小說都與新科技、愛情和人際關係有關，合起來看或也增生另一趣味。
〈兩生花店〉
一段時間我對櫥窗人偶頗入迷，尤其於入夜看到畸零古怪者，〈兩生花店〉與較早一篇的〈不動人偶〉（收於《靜人活物》）同樣以櫥窗人偶為題，題旨不同，但同時牽涉那時我也非常入迷的Doppelgnger（重象雙身），兩篇可看成「姊妹作」，有興趣可找來並讀。〈兩生花店〉初刊於《南方人物周刊》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三十七期，及《香港文學》二○一五年一月第三六一期「香港作家小說專號」。
〈婚姻與獨身——現代彼得潘的原初情結〉
最後一篇，應該也是這小說集中寫於最早的一篇，大概開筆於二○○七年，此時想寫一個長篇小說，連名字也擬好了，叫《三個人的雙重奏》，透過一男二女三個角色，每章處理一個「古典命題」，包括婚姻與獨身、喜劇與悲劇、屍體與身體、哲學與文學等等，這些都是我當時思索、與生命切切相關的存在母題。小說時空橫跨二十年，角色由少年成長至中年，寫了幾萬字，結果卻完成不了。但說是胎死腹中又不完全，其中也獨立發展成一些短篇或其他文章。〈婚姻與獨身〉是其中一篇，後來發表於《香港文學》二○一四年一月第三四九期「香港作家小說專號」。其他篇章，如寫屍體與身體的成了〈屍體與身體—一個少年醫學生的自畫像〉（收於《親密距離》），寫喜劇與悲劇的則成了〈悲喜劇場〉（收於《靜人活物》）。〈悲喜劇場〉和〈屍體與身體〉裡的女主角分別取材於現實生活中我認識多年的兩個知交（當然經虛構和轉化），相對來說〈婚姻與獨身〉或最有當時的自況意味（儘管小說角色非作者自身），寫時注入了一點拉岡心理學和海德格哲學（小說裡那男主角在大學唸哲學，與此有點相關），以為理論與人生應也可互相接通。這或者可以說是一篇較哲學的小說。
創作小說，我一直不以某種文體或主義為定，多年來追求不同的表現形式，因應題材、當時的構思及心境而變；集子內收入的十多篇小說，奇幻、紀實、歷史、地方誌、荒誕、黑色幽默、哲學小說不一而足，而好些篇章則有幽靈鬼魅暗晃，與其說是時代之所然，不如說是作者自身的觀照和召喚。
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