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在上述的基礎下，此次為了翻譯《玩偶之家》，我重新蒐集新出版的英譯本與相關研究論文資料，以便更深入理解文本，畢竟所有的翻譯文本都已經是透過譯者詮釋視角的再現。我逐字熟讀的美式英文譯本共三本，強烈感受到文意或許沒有很大差異，但是語感卻很不同。透過從頭到尾逐句與原作的字面直譯比較，我選擇主要參考的兩本英譯本較符合其精煉特質和節奏，並能保留原作的隱喻與潛臺詞。這兩本為1978年Rolf Fjelde（1926-2002）的譯本，以及2016年Deborah Dawkin與Erik Skuggevik合譯的譯本，均由企鵝出版社出版，同時佐以美國比較文學系教授Otto Reinert（1923-2013）的譯本為輔。Fjelde為「美國易卜生學會」（Ibsen Society of America）創辦人，其譯本曾被美國極具影響力的劇場導演和戲劇評論者Harold Clurman （1901-1980）認為是「最忠於原著和優秀的劇場演出本」；專研易卜生與莎士比亞的美國學者Thomas Van Laan（1931-2017）於1985年撰文比較六本《玩偶之家》英譯本，亦認為Fjelde的譯本是最好的，因為維持了原作的要旨，捕捉到它的語調；此英譯本亦是筆者博士班時採用的版本。邁入二十一世紀，易卜生的作品終於又有了重要的新譯本，最晚近的英譯本由曾是專業演員和導演的Dawkin與也有劇場相關工作經驗的Skuggevik共同翻譯。這兩位經驗豐富的翻譯工作者，長久以來一起合作從事挪威文和英文文學作品的翻譯，合譯的易卜生劇作選集引起廣大的注意。兩人自述翻譯時，尤其注意到易卜生劇作中重複語彙的劇場性、隱藏在日常生活用語的意象、語言的精準與細節（讓人物某些較奇怪的特質可以清晰顯現），並透過比較易卜生所有劇作的電子版本與他同時期作家的小說或非小說作品，量化出某些詞語的頻率，更能精準判斷易卜生是否創新使用某些語彙。他們也提到與先前譯本相較，希望更忠於原作的語體和用字。就《玩偶之家》而言，我確實發現他們透過挖掘、保留以往被譯者消除或是忽略的用語，可以帶給讀者對人物新的詮釋觀點與更細膩的易卜生。除了參考兩本主要的英譯本，更重要的是拜現代科技之賜，我得以在翻譯過程中，從頭到尾對照丹麥挪威文原著與其英文字面直譯，面對重要或棘手的關鍵詞則能夠詳細參閱字典。原文幫助我捕捉人物語句的結構和語感，並辨識出關鍵人物的語言特色，這將在〈《玩偶之家》的語言特色〉一文中討論。
著名翻譯理論家Lawrence Venuti（1953-）曾言翻譯是個複雜的做決定的過程，「翻譯策略是如何選擇與安排能指的理論」。左右譯者做選擇的因素包括譯者的專業訓練、當時的文學規範等牽涉到兩種不同語言的文本內因素，以及牽涉到社會、文化、經濟、意識形態等文本外的因素。我自己在翻譯──做決定的過程，遵守兩大原則。其一，忠於原作的用語，不擅自衍生語言意象或增譯，盡可能保持原作的精煉風格與建立語言節奏。其二，回到「劇本作為演出藍本」的概念，希望這個翻譯或能如美國著名劇場評論者Eric Bentley所言：「為了舞臺，譯者必須翻譯能夠通過腳燈（pass the footlight）的語言，必須創作……劇場的詩。譯者必須有戲劇的感知。」譯者具戲劇感知對翻譯精通劇場實務的易卜生之作品尤其重要。易卜生自1851年在卑爾根的挪威劇院（Det norske Theatre）待六年，先是擔任駐院作家、製作人（後為劇院經理），實際上得分擔劇場指導工作，負責場景、服裝、燈光音效、製作管理等不同的工作，對易卜生劇作家的養成有深厚的影響，反映在《玩偶之家》的是劇作中鑲嵌的場景調度、仔細的舞臺指示、節奏，以及人物語言的物質性與意象隱喻等。因此，我在用字遣詞時，大多希望盡量從劇場演出或演員的角度來衡量斟酌，但少數語彙的翻譯，為了忠於原作用字的脈絡，我可能選擇犧牲舞臺的立即可讀性，演出時導演和演員可以透過舞臺動作多加著墨或些微修正用詞。這個譯本雖與《玩偶之家》的其他中譯本，或大多數臺灣中譯的世界經典劇作如：古希臘悲劇、俄國契科夫、義大利達利歐•佛、皮蘭德婁等人的劇本一樣，本質上仍屬翻譯的翻譯。但是透過對照原文此駑鈍費時的方法，相信可以彌補些不足。在有精通十九世紀丹麥挪威文與中文兩種語言的譯者投入翻譯前，希望此譯本或許暫時可以滿足讀者閱讀所需。
